陸官戰友

丹梧

上世紀六○年代,台灣的預備軍官訓練,第一期是在中學畢業後,到成功嶺接受「基本軍事訓練」,為期兩個月;第二期是在大三暑假時的「專科訓練」,為期兩個月;第三期是在大學畢業後的「軍官服役」,為期一年。

坐落在鳳山的陸軍官校,前身是赫赫有名的「黃埔軍校」,蔣介石就是孫中山創建黃埔軍校時的第一任校長。大四那年,我正準備托福考試,知道「陸軍官校」招收英文教官,懷著「一石二鳥」的心態報名,竟僥倖地被錄取。

一九六九年的陸官,有「專修班」、「預備班」、「正科班」等三種班級。來專修班受訓的,大都是從大陸撤退來台的士官,他們打過硬仗,個個皮膚黝黑,受訓時穿著暗綠色的褲子,在大太陽下一操練就是幾小時。受完專修班訓練的士官,他日服役官階最高可達尉級。

預備班的學員大多是初中畢業,不想進或進不了高中的學生,素質不高,順利畢業後,可保送正科班。正科班是陸官的主幹,學生來自預備班及高中畢業生,他們是陸官的菁英,畢業後從尉官幹起,日後有希望成為將校。蔣家第三代蔣孝武、蔣孝勇皆曾在陸官就讀。

入伍後,我們這批「少尉教官」被分配住鋁皮營房,一間八個人,室友有土木系許、農化系張、數學系李、外文系吳、法律系徐、工商管理系張等。由於生活在一起,玩樂在一起,患難在一起,故有同袍之誼,互稱「戰友」。

在陸官當教官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基本上,我們不必擔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也不必擔心期中、期末考,一個月還可分配到兩條「莒光牌」香菸。我教的是預備班的英文,一個禮拜只上十堂課,之外,就是與其他教官輪流到系裡辦公,大部分時間花在準備出國考試。

室友們每天下班打網球,學生為了表示敬意,下午三、四點就在紅土上噴水,所以場地不會太乾或太溼。打網球成為我最喜愛的運動,日後的三十多年,幾乎每個禮拜打兩次,不論在念書或做事,不論在台灣、在美國、在印尼或在新加坡。

依規定,教官晚上可以外出,但須夜宿營房。為了賺錢繳納托福報名費及研究所的申請,我又開始家教。領薪水的晚上,總會邀請幾名室友到了鳳山鎮上打牙祭,吃家常麵。

月底領薪是令人興奮的時刻,我們到鳳山鎮上吃海鮮,喝啤酒。究竟年少輕狂,常喝到醉醺醺,幸好有吳兄保持清醒與店主結帳;更幸好的是,守營門的衛兵都是我們的學生,所以酒醉歸營從未被攔阻。

秋高氣爽,我們到台南附近的「月世界」露營。因為山坡上找不到一片平地,黃昏時隨便搭營,隔晨醒來,發現自己隨著山坡滑落帳篷外數尺。

陸官結業後,留在台灣的辦了一個酒會,歡送要出國的袍澤,敬酒時,心中大有「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感慨。派對之後,大夥坐著計程車到台大校園,脫下皮鞋,從「傅鐘」 跑到「學生活動中心」。跑了一大圈後,躺在杜鵑花下,又唱歌,又大笑,又用「突然變得流利的英語」對話。這種放浪形骸,彷是李白「將進酒」的「斗酒十千恣歡謔」,人生僅此一回。

台北重聚之後,大夥像灑落一地的水銀,各奔前程。當時雖無電傳及手機,但我們仍保持聯絡。

一九七一年我到田納西留學,買車後即開車到南卡拜見農化張,夜晚兩杯啤酒,促膝長談。一九七三年,我回台結婚,婚禮是由台北戰友們操辦的。

是年,土木許在喬治亞攻讀,張兄與我開車到他亞特蘭大的宿舍集結,六個人一起「打地鋪」,開車暢遊佛羅里達迪士尼樂園及邁阿密。隔年,六個人一起到我處集結,開車大遊尼加拉瀑布,跨國界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及滿地可,再回美東北角。一九七五年,一起到田州東部的大煙山尋覓熊蹤。

除了一起旅行遊玩,一九八八年我住在印尼泗水,太太得了結腸癌,正接受化療。住在台北的同宗戰友到雅加達商辦,特地飛到泗水探望,令我們感動不已。

二○○六我退休那年,建議舉辦離開陸官三十六年的重聚,戰友們有來自台灣、來自美國、來自東南亞,一起到湖南張家界、四川九寨溝,樂山樂水地玩了兩個禮拜。

作者當年與陸官戰友合影,坐在銅馬上為作者。

二○一九年十二月初,張兄領我們四對夫婦到京都看楓葉,吃米其林日本精緻料理,依依不捨離別時,決定每年重聚。奈何新冠疫情打亂了我們的夢想,只能用視訊在「陸官戰友」社交平台上相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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