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分居與兩國分居

夫妻生活在一起乃天經地義，但上世紀後半葉，夫妻分居在中國卻相當普遍，一九七九年時竟高達六百多萬對。這裡說的並非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而是由於工作及戶口等原因，不得不分居兩地。每年春節前擠火車的人潮裡，很多就是趕回家與配偶團聚者；探親假一過，火車又擠滿返回工作的人群。

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於一九六八年大學畢業，被發配到有「江蘇西伯利亞」之稱的濱海縣，在那個窮鄉僻壤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後來到小化工廠「研製」早被國外淘汰的合成橡膠，白白蹉跎了十年青春年華。終於熬到文革結束，我於一九七八年考取研究生，到上海住進集體宿舍，就此加入兩地分居大軍。

畢業後我被留在研究所工作，妻子自然而然問我，何時能從濱海調到上海，實現家庭團聚？濱海與上海只一字之差，然而想從濱海調到上海，難度堪比登天，這是由當時的戶籍制度決定的。

那時候六億中國人被分成城鎮戶口與農村戶口兩大類，城鎮戶口吃糧由國家供應，而農村戶口吃糧靠自己種，農民到了城市連飯都吃不上。如果夫妻一方是農村戶口，想轉為城鎮戶口，比登天還難。

我妻子是城鎮戶口，吃糧不成問題，卻有另一難題等著：城鎮戶口又分為小城鎮、中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四檔。當時嚴格控制大中城市人口，濱海是小城鎮，調到大中城市很難，想調到北京、天津、上海這三個特大城市，更是難上加難。

兩地分居之苦一言難盡，首先是生活困難，夫妻難相互照顧；再是經濟，工資本來就低，分居必然增加開支。我記不清向研究所領導反映過多少次，領導說上級下達允許調進上海的名額，每年只有兩、三個，而分居者卻有三、四十人，僧多粥少只能慢慢等。

我和妻子多次去信訪局，還給各級政府寫信，都被轉回研究所不了了之。一個政工幹事對我說：「什麼時候解決你的分居問題，這是組織上考慮的事，不需要你多想。」聽了「組織上」這冷冰冰的話，我的內心拔涼拔涼的。萬般無奈，我只得獨自帶兩個女兒，當爹又當娘，還要努力工作，實在心力交瘁；而妻子只能在短短的探親假來操持家務。我們就這樣在無望中年復一年地煎熬，不知道何時才能團聚。

終於，兩地分居問題引起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關注，在全國人事局長會議上，他動情吟誦宋朝李之儀的詞：「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胡耀邦要求各級領導設身處地，體恤分居夫妻的痛苦。

在他推動下，全國中級知識分子的兩地分居，終於在一九八五年得到解決，惠及所有夫妻分居的講師、工程師、主治醫師和助理研究員。由是之故，我對胡耀邦這位體察群眾疾苦的人性化領導，至今心存感激。

我的家庭分居八年，總算得以在上海團聚。然而時勢比人強，在槍聲大作的那個夜晚，深深失望的我決心留學美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潤」，希望在後半生走出不一樣的人生之路。於是我的家庭團聚才五年，又走上分居之路，而且是兩國分居。初來美國，生活上最難的是錢不夠花。領到的津貼費本來就不多，既要還為了出國欠親戚的錢，還要寄些回家補貼家用，留給自己的就很少了。那時紐約地鐵票價僅一美元，為省這點小錢，我竟徒步三個多小時去中國城買菜。那時沒有手機和電腦，國際長途電話費一分鐘高達兩美元，我根本承受不起，同家裡聯繫只能靠寫信。因為我的工資被停發，妻子帶著女兒在上海也過著拮据生活。

有了兩地分居八年的「經驗」，我對短期內解決兩國分居未敢多想，因為這需要開具各種證明材料，必然要麻煩研究組的教授；自己剛來不久，這會不會引起他的反感？沒想到教授卻主動關心，我這才明白老美視家庭團聚為天經地義。

此事提上議事日程後，就緊鑼密鼓地行動起來。教授還特地寫信給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希望在簽證方面得到幫助。就這樣我們兩國分居剛滿一年，妻子和女兒就得以來美。教授親自開車帶著我到機場，深夜接機後再把我們送到住地，接著教授又把給我的津貼加倍，以因應生活開支的增加。上述在在都讓我們十分感動。

近日與朋友談起這兩段分居經歷，他卻說我不該走這些彎路的。我忙問此話怎講？朋友說他當年也是夫妻分居，研究生剛畢業就申請來美當訪問學者，半年後向所在大學提出讓配偶來美，很快就辦成了。朋友說，想要家庭團聚，與其在中國兩地分居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倒不如兩國分居讓老美來解決，這就叫做「曲線救家」。

朋友的話讓我不勝唏噓感歎，時光不可倒流，好在我和妻子已在美國團聚三十多年，現在一起邁入老年；就讓兩地分居與兩國分居的過往，留在記憶深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