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下)

在桂林上小學時，大家都喜歡養蠶。採桑葉是一件繁重的任務，尤其是在蠶要吐絲的時候，我們每天放學的路上，都在一條小河邊採桑葉。那天河邊的桑葉已被我們採光，正發愁，有同學發現河對岸有一棵大桑樹，大家喜出望外，但河上的小橋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幾根小木樁豎在小河中間，沒法走過去。湊巧的是，這時岸邊有一個竹排，我們一行五、六個人便划著小竹排到了對岸。人人的小書包都裝滿了桑葉，個個興高采烈地又乘竹排返回。

竹排划到小河中心，從小木樁經過時，我無意地用手扶住小木樁，可竹排繼續向前行，於是我掉進了河裡。幸好同學們七手八腳地把我拉了上來，我整個人像一隻落湯雞。上岸後，同學們都各自回家，我只得站在岸邊等衣服曬乾，才敢回家。

當時站在河邊，心想千萬別碰上父親，因為這裡是他下班回家的必經之路。正擔心著，父親迎面而來，躲也躲不開了，只好硬著頭皮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等著父親的訓斥或詢問。父親望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徑直回家了。我繼續站在路邊，心想，回家後免不了又要挨一頓罵。

等衣服曬乾後，提心吊膽地往家走，忐忑不安地等待父親訓斥。但到家後，父親沒理會，不知是他忘了，還是根本沒發現我是站在路邊曬衣服。我總算幸運地躲過了一頓訓斥。

自從我們家逃難到桂林後，父親的心情一直不好。為了不做忘國奴，他帶著一家六口逃離武漢，還捎上了大姨媽的女兒、三姑媽和她的四個子女，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桂林。優厚待遇的工作沒有了，安穩的生活環境失去了，日寇的飛機天天騷擾轟炸，國土不斷丟失，民不聊生，憂國憂民的父親心情可想而知。

他年輕時就染上的肺結核--當時的不治之症，趁虛而入，變得更嚴重了。印象裡，父親常去看病，每次手中都拿著一瓶「唐拾義久咳丸」失望而歸，這種藥根本治不了他的晚期肺結核。父親咳嗽愈來愈厲害，每天清晨我去幫他倒痰盂，都是滿滿一痰盂的白色泡沫。父親則一天天消瘦下去，最後，當他坐在木凳上時，屁股變成了兩個小圓錐。

一天我們正在樓下廳堂吃早餐，聽到母親在樓上撕心裂肺地大聲嚷起來，那凄慘的叫聲令人恐怖。在父親病危的這些日子裡，母親一直守在他身邊，每次都是我們把飯送到樓上，她隨便吃了一口。

聽到母親的叫聲，我們一起衝上了樓，看到母親站在陽台上，對著對面的「掃蕩報社」宿舍大聲哭訴，好像是求援，說是父親不行了。她首先把我們疏散開，不讓我們靠近父親，據說，肺結核病人去世時病菌大量往外冒，母親怕我們被傳染，把我們都轟下了樓。

母親安排男傭（父親病重時臨時請的一個青年男護工）去買兩個燒餅，用柳樹枝串上，打算放在父親手邊。母親說，父親膽小，有了這些芝麻燒餅，在去陰王地府的路上，一路撒些芝麻，狗就不會咬父親了。本來母親讓男傭把串好的燒餅放在父親手邊，他不敢往前去，母親只好自己走上前去，放好燒餅。

還記得，入棺那天，全家人都在樓上後房裡哭成了一片，工人們用床單把父親從前房抬到樓下。真正入棺的時刻我沒在場，在樓上我能聽到從樓下傳來的釘子釘棺材的聲音，心裡恐懼萬分。

當時桂林的局勢已非常緊張，日寇即將攻占桂林，但母親決定喪事還是要辦。靈堂就設在樓下廳堂裡，儘管在桂林的親朋不是很多，只要有人來拜謁，我和哥哥就得在棺材旁伺候，哥哥在棺材頭，我在棺材尾。棺材尾處是一個旮旯角，每次跪在那裡我都膽戰心驚。

等不到做七七，桂林已緊急疏散。家中給父親買了一塊依山傍水的好墓地，倉促舉行了葬禮，緊接著我們匆忙離開了桂林，又開始了新一輪逃難生活。

從那時至今，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再沒回過桂林，也再沒去過父親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