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舅舅的不同命運(下)

最後說說二舅。幾十年從未謀面的二舅，在我們心目中是神一樣的人物，從他留下的照片可看到，一個英武威嚴的青年，天庭飽滿，地角方圓，兩道濃濃的劍眉下，雙目炯炯有神，挺拔的鼻梁，緊閉的嘴唇，微凹的嘴角透露出一股剛毅之氣。

沒有見過面，便有了豐富的想像和猜測，當初帶他去台灣的老鄉大官到底是誰？他現在在台灣做什麼工作？曾問過母親，母親也說不知道，二舅離開時沒有交代，只說是個做大官的同鄉。我們兄弟推測，這個做大官的人可能是當時上海的警備司令宣鐵吾，或是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也曾有鄉親說二舅是跟蔣鼎文走的，更有離譜的說法是蔣經國動員他去台的。

大陸改革開放，台灣當局解禁兩岸人員可以交往，繼通信聯絡後，二舅也跟隨赴大陸探親的大潮，回到闊別四十多年的大陸，到上海浙江探親訪友。他見到大姊（我母親）和大哥（大舅）及家人，我因已經來美國，未曾見面。但兩次回大陸，他都沒有安排與弟弟（小舅）及家人相聚，因雙方互有重重顧慮。

從二舅這邊想，怕與是革命幹部的弟弟見面，會給對方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再說自己回台後是否有麻煩，也很難說；從小舅這邊考慮，與這個幾十年也沒有見面的去台哥哥再相見，不知是福還是禍？這個哥哥已經影響了他一輩子的政治前途，見面要不要向領導匯報？以後政治運動來了，自己與這個哥哥的關係說不清講不明，會不會因此受衝擊，斷送自己好不容易努力得來的前途？

再說，二舅一個人，大陸親友伸出無數雙的待援之手，僧多粥少，收益能抵損失？確實，大陸的親友把二舅看作財神到來，彷彿落水的人抓住稻草，都希望得到他的幫助。但我從二舅的來信中得知，二舅自己過得也不容易，當初大官同鄉的援助其實子虛烏有，到台灣後一切都靠自己。

他在信中說，剛到台北之初，日子相當艱難，後來慢慢好轉，脫離體制後，自己開過服裝店，與此同時不忘舊好，繼續勤奮於水墨山水的鑽研創作，成為小有名氣的國畫家，又逐步贏得日本顧客的青睞，打開了東瀛市場，經濟狀況有較大改善。

不過好景不常，隨著中日建交，日本的中國字畫收藏家和愛好者在大陸可以隨意購買到大量廉價的藝術品，使台灣的藝術品市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這樣二舅無法支撐家計，只得再另謀生路，一家人同舟共濟度日。即使在如此境地中，他仍不忘資助在大陸的親人。

待到二○○三年我有美籍護照，去台灣參加一次寫作年會，讓我有機會去探望長期思念的二舅。表弟帶領我進入一家醫院，二舅已是一個中風癱臥在病床上的人了。我握著他顫抖的手，他嘴巴合動卻不能言語，眼裡流著淚，這時我的心在淌血，當年英武帥氣的二舅在哪裡啊！

說完三個娘舅不同的人生經歷後，我還要補敘一下他們的媽媽，即我的外婆。我外婆中年喪偶，獨自經營一家小木行維持生計。自二兒子（二舅）不辭而別去台灣後，她既日夜思念又時時擔心，為了平衡，便將小兒子（小舅）送去參加志願軍，成光榮軍屬。

文革中，七十多歲的老外婆因為是台屬，又是曾經的小業主，還是受到了衝擊，造反派不但批鬥她，還將她押上卡車遊街，除了頸上鐵絲掛牌，照例還要剃光她的頭髮，考慮到她也是軍屬，於是造反派只剪去她一半頭髮，以陰陽頭示眾。事後我得知消息，想想造反派發明如此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創舉，還應該獲得「諾貝爾創意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