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下放生涯(上)

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與無數知識分子共命運，下放到山區勞動，和妻兒分隔兩地，顛簸流離，前後有四年多時間。他這段經歷，可以說相當典型。

自從文革開始，學校就沒正經上過課。學生忙著造反串聯破四舊，老師要麼被批鬥，要麼加入造反派，要麼像父親一樣，成為逍遙派，誰也沒有心思好好教課，誰也沒有心思好好學習。這麼鬧騰了兩三年，大部分走資派已被打倒，各地紛紛成立了由造反派、老幹部以及軍人為主的革命委員會，祖國大地已「一片紅」了。

於是當局想恢復秩序了。如何處置這些當初衝在最前面的紅衛兵學生，頗令當局頭痛，因為這些學生人數眾多，思想活躍，又富有造反精神，天不怕地不怕的，若留在城裡，定是不安定因素；加上文革以來工廠基本不再招工，城市確難安置這麼多人。於是，讓這些人去農村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成為一個順理成章的辦法。

六八年夏天伊始，贛州開始大規模的上山下鄉，大部分中學學生都被敲鑼打鼓送到農村去了，校園裡學生一下子少了很多，顯得空蕩蕩。大批中學教師也隨之下放，分配到農村勞動。比如，父親的母校原有兩百多教職工和兩千多學生，到後來，大部分人都下放山區，僅十二名教職工在校園留守。

至於誰被下放誰能留下，一般而言，主要看家庭出身政治成分。政治成分好，就有留下的可能，即使下放，也能分到一個離城近的地方；成分不好的，基本要下放到偏遠山區去。父親家庭出身很不好，雖然當時與媽媽剛結婚，但無疑問，必定要被下放的。

離開那天，在城內的老體育場上，卡車排成一列，「咚咚咚」鑼鼓喧天，「歡送革命師生上山下鄉」口號響徹雲霄，送行的人，離去的人，人山人海。就在車隊即將啟動時，突然「哇」的一聲，有「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忍不住哭出聲來，結果引來哭聲一片。車站的氣氛一下變得淒慘悲涼，大家都眼淚流淌，與自己的親人依依不捨告別。

一聲汽笛人腸斷，車隊緩緩開動了。頓時，車廂裡女孩子都哭出聲來，向車窗外拚命招手。而車外親人的哭聲、呼喚聲交織在一起，叫人不忍直視，不忍卒聽。

從贛州沿貢江溯流而上，走六十里水路，便來到一個熱鬧的圩鎮--江口。貢江、桃江、平江等三條江在此交匯，便利的水路，獨特的位置，使江口成為贛州和外縣重要的中轉站。從江口往北，是一片連綿起伏的山脈，沿山路走去，愈走愈荒涼偏僻，放眼望去，到處是茂密荒蠻黑壓壓的森林，無邊無際；偶爾才能聽到幾聲清脆的山雞啼鳴聲，低沉的野豬叫喚聲，把人從這夢境一般寂靜的世界中給驚醒。

走一百多里，人都絕望了。這時，幾乎忽然間，遠遠地看見群山腳下出現一座圩鎮，幾百棟破舊的房子散落在山巒間，白色炊煙裊裊升起，幾隻公雞在緊一聲慢一聲地打鳴。這就是田村。

父親和一位同事陳會元來到田村，淳樸善良的老表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把他們分配到兩個不同的村莊去了。父親落戶的村子在圩鎮西邊，有一座破舊古老的土地廟，離村裡其他房子有幾百步遠，據說晚上會鬧鬼，沒人敢去。鄉人說父親是文曲星，鎮得住，把父親安排在此廟居住。

父親不信真的有鬼，一個人住進去。沒想到，到了深夜，父親正在油燈下讀書，突然「當」的一聲響起，在寂靜的深夜裡分外瘆人，把父親著實嚇了一跳。第二天白天，他上上下下仔細查看，終於解開了這個秘密：原來是廟的木梁因木材乾燥，每隔一定時間便收縮反彈，與屋簷摩擦碰撞，發出響聲。

父親在田村住了下來。白天，他和村民們一起下田勞動，晚上，一人坐在古廟裡靜靜讀書，有時找陳老師聊聊天。因父親有文化，村支書讓他每天在田頭讀報給大家聽。父親口才好，肚子裡故事多，讀完報後，常給農民們講上幾個三國、水滸、西遊記故事，大家被父親逗得哈哈笑，都很喜歡這個平易近人、說話風趣的秀才。

田村有個敬老院，裡面住著好些孤寡老人，父親常去看望這些孤獨的老人，幫他們做做事，陪他們聊聊天，講講故事。這樣一來二去，老人們都喜歡上他，天天都眼巴巴地盼望他來敬老院坐坐。

文革期間，農村都是集體上工，集體勞動，集體收穫，最後按人頭集體分配；不論平時誰幹得多誰幹得少，分配時都一樣。父親發現，每天上工的時候，農民都手捏鋤頭，坐在田埂上，說笑打鬧，就是不肯下田幹活，村支書怎麼訓罵都不管用。下工哨一吹，農民都飛快地往家裡跑，在自留地裡幹得可歡了。父親不禁想：這樣的大鍋飯公社制度，真適合中國農村嗎？

在父親下放田村的四年裡，媽媽帶著哥哥和我，在城裡艱難地生活。

父親離城時，媽媽已懷上孩子，大哥一歲多時，又生下我。說起來，我的出生算是個意外。當時媽媽一人拉扯幼兒，力不從心，當她發現又懷孕後，實在不想要這個孩子了。父親請假回來，連計畫引產後給媽媽補身子的母雞都買好了。

突然田村發來電報，令父親立即趕回參加抗洪救災，他只好回去了。媽媽一個人無可奈何，暫把計畫擱下，待父親再回來，三、四個月已過去了，那時媽媽對肚裡的胎兒有了感情，說什麼也不捨得打掉了。這樣，才有我的降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