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兒插隊

一九六九年文革時期，中學生開始大規模下鄉插隊，大勢所趨，也只有農村能容納這麼多年輕後生。七六年四人幫倒台，插隊仍然繼續。七十七春，我們家的大孩子兩年制高中畢業，同樣面臨下鄉插隊。

此前一年我們按照大形勢要求，心裡已有了準備，我們要求孩子努力練大字、學畫畫、學會拉二胡，以便下到生產隊能適合形勢需要，會寫標語、辦黑板報、參加宣傳隊，也算是有一技之長。

我們陝西地區不比北京、上海，學生不要遠去黑龍江或雲南插隊，都是就地消化，農民子弟回本鄉生產隊，城市青年安排去農村插隊。這時通知下來，我們文教單位的子女就集中安排在三十里外的窯店公社。

於是在規定的那一天，在市政府禮堂開短短的歡送會，給插隊的學生每人送一套紅寶書毛選四卷，宣布各人分派的生產小隊。會後孩子們身背行李、手持語錄本，坐卡車出發去窯店，另有一車送我們父母陪同到生產隊看看。

車子先到第十生產隊，分派到該隊的孩子下車，我們看到該處一馬平川，水渠的水灌溉到地，生產隊比較富裕。我們的孩子分到第一生產隊，是最後下車。原來隊名是按地勢由高到低順序排列，我們的孩子安排在山梁的最高處。聽隊員說，他們的村名叫狼溝，以前是群狼出沒之地，村民都是電影「一九四二」所描寫的河南逃荒人，他們就在狼溝棲身，形成村落。

隊名排第一，經濟情況實際是最差。一個大隊十個小隊，有關係的孩子分到富隊，我們普通教師的孩子就安排到狼溝。我們看到村子旁邊有個高高的塚疙瘩，就是被劉邦的老婆呂后害死的趙王如意的大墓，村民世代和趙王為鄰。

村裡給知青建了一間小房，住著前幾年下來的一位老知青，我們孩子就和他住在一起，天井邊盤著一個泥灶，麥草做燃料，孩子以後就在那裡自己燒著吃了。我們四處看看，傍晚我們離開，兒子呆呆地站在門口，我們走出幾百米，他還站在那裡，向我們揮手。那景象幾十多年後仍留在我的腦海裡，那天是他長到十七歲第一次離家啊。

孩子插了隊，我們家也起了變化，時不時有大批客人。那時城裡常召開公審公捕大會，農村生產隊派社員參加，會後孩子帶社員來訪，他們就是我們家的貴客，我們連忙大鍋煮飯，把平日存下捨不得吃的存貨都搬出來招待客人。我們明白，孩子的未來就得聽命於他們。

孩子剛到隊裡，不會幹農活。隊裡安排他從澇池裡挑水澆地，他沒有挑過水，沿澇池的斜坡掙扎往上走，出了不少洋相。婦女隊長後來照顧他，給他換個活。秋收罷，他分到一大堆玉米棒棒，送了回來，我們學社員的樣，把棒棒掛在我們門口的屋簷下晾乾，象徵我們家和農村有了關係。

不久，我們市辦起了日資的彩色顯像管廠，規模很大，在全國屬於首創。廠子在本市招工，分到富隊的幾個孩子靠關係硬進廠當了工人，年終廠裡分配一人一台彩電搬回家，令人羨慕。

一九七七年暑假，我們聽到風聲，鄧大人拍板恢復高考，我們幾位老同學都蠢蠢欲動，開始抓孩子的復課。我們也托在菸酒門市部上班的老學生買了菸和酒，我帶著去見生產隊長，想叫孩子回來復課。我一介書生，從來不抽菸，見了面掏菸點火都很不自然。

隊長笑納了菸酒，對孩子回家問題，他表示上頭還沒有指示下來，故眼下難以放行。人家說得也在理，我怏怏而歸。我和老伴幾經商議，一個星期後，差遣十三歲的老二去生產隊，告訴他哥媽媽病了，要他回來幫忙看護，老大就這樣回到家裡。

孩子在農村吃了苦，知道高考是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因此學習非常努力，每天苦讀到深夜，一早又起來，藏身樹叢背誦。十一月考試時，他每場考試都很認真，不放過一個小題，交卷前反覆仔細檢查，最後一門交卷出來，自行車保管站只留下他一輛車。但因基礎太差，以兩分差距沒有達到分數線。當年我們學校四百多考生只考上一人，還是三類專科學校。

由於高考中斷了十來年，積壓了大量的考生，人才培育也斷了鏈，新上任的華主席提出步子要快一點、大一點，因此半年後，又破天荒舉行第二次高考，兩次高考的考生近一千兩百萬，錄取了六十多萬人。我們的孩子第二次高考錄取到西北工業大學，從此他的人生進入了新軌道。

每當回憶起孩子下鄉插隊和參加高考的經過，我們全家都從內心感謝鄧大人和華主席的決策。現在大兒已六十四歲，回顧往事，幾經起伏，內心仍心潮澎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