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們考大學(上)

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大學夢，我的父母也為我們兄妹四個做過大學夢，可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把這些夢想打得粉碎。

我是上海一個普通中學六六屆初中畢業生，兩年後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支邊。七七年恢復高考，在知青成堆的農場，宛如黑屋裡忽然開了門，生活有了新的希望。隊裡還剩一百多知青，來自各大城市，都躍躍欲試。

我也喜歡讀書，當時在生產隊學校教書。可是看看周圍，到處都是讀書種子，我們的隊長、修路班長、科研班長，乃至和我在學校搭班的老師，不是復旦附中，就是復興中學出來的高材生，一個個文質彬彬，要跟他們同場競技，我沒有信心。

七八年春節，回上海探親。小我六歲的妹妹已經通過考試，將入讀上海第二醫學院兒科系。她雖然號稱是高中畢業下鄉，但文革裡的高中生，勞動、軍訓恐怕比上課時間還多，而且她是出於一個比同濟還不如的少雲中學，居然敢於挑戰醫科，真是有點不自量力。不過，我心裡還是受到不小的的觸動。

那一次是家裡難得的團聚，弟弟也從他工作的西安回來。我回黑龍江，他到車站送我，坐在等車的長椅上，他談起準備考試的種種想法，語重心長地要和我約定，一起考試，爭取上大學。弟弟是少雲六十九屆初中畢業生，還如此信心滿滿，我還能說什麼呢？只能點頭答應奉陪，試試看吧！

回到農場，離正式考試還有五個月。黑龍江省因為考生太多，增加了一次初試，因此只有四個多月可以準備。好在學校裡有各種教科書、參考書，老師也是各有專長，可以隨時請教。我哥哥正好在上海的一所中學畢業班當班主任，隔三岔五給我寄來複習提綱、測驗卷子。

自我衡量一下，即使考文科，高中數學仍然是一個空白點，三角、立體幾何需要學習。我的目標是省裡的師範院校，畢業出來好歹是正式教師，不像我們現在只是個臨時工。學校裡高中生愈來愈多，我是初中畢業，將來只能教小學；農場有培訓機會，推薦上大學，更是無緣。如果這次運氣好，那四年以後就是鳥槍換炮了。

於是每天放學，老師們也紛紛回家以後，我就擺開戰場，學習一兩個小時。晚飯以後，宿舍裡打牌下棋，要不就是到老職工家裡串門子，我則回到學校繼續努力，直到十點結束。

學校裡就有這個好處，作息時間按部就班，不像過去在農工班，三天兩頭出早工，打夜班；而且一人一張辦公桌，如果不是上班時間，無人打擾。暑假期間更好，除了三餐，就是專心複習。隊裡有個小水庫，離學校不遠，感到累了，就去游泳。在辦公室換上游泳褲，披上雨衣，游了三、四個來回，頓時神清氣爽，回來接著幹。東北的暑假很短，學校新學期開始的時候，我的計畫也接近收尾。上海的媽媽和哥哥最關心我的身體，隔三岔五在複習資料裡夾來一封情深意切的短信，關照我注意身體。

幾年前，因為獻血，我不慎染上了乙型肝炎。巧的是，病情在回上海探親時爆發，醫院確診後當場收入住院，二十天後指標正常，准予出院，醫囑在家隔離。不久報上看到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報導，媽媽坐不住了，反覆和我商量，繼續休息還是回農場等待機會。最後決定，雖醫師仍然要求休息，雖然推薦上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還是應該回農村。為了避免我旅途勞頓，媽媽給我買了臥鋪車票，和她的鄰居一起送我上車。

可是夢想只能是夢想。由於我那個地主爺爺（雖然我六歲時他就死了，可是我一直背著他的黑鍋），十年裡，我從未進入被推薦名單，在農場，像我這樣的數不勝數，因此並不感到太過失望。媽媽大概知道事情的艱難，從未責怪於我，倒一直擔心我的病情。記得有一次，在資料卷裡，她還包了一袋牛肉乾，雖然收到的時候，已經漏得所剩無幾，我呆了半天，想到媽媽對我的關懷，「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我是深有體會的。

學校裡我和趙老師合帶初中畢業班，我把剛學的世界史、世界地理也補充進來，學生們都很有興趣。我們還讓學生做我收到的考試卷，結果真是出人意料，我們隊在全場四十多個中考學校裡名列第一，有七個同學被一中錄取。如今想起來，還有些暗暗得意，比起我自己後來考取大學好像還高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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