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的愛情

愛情本該是甜蜜的，但有時也可能會是悲傷的。我三十四歲才結婚，比一般人都晚，因為經歷了兩段刻骨銘心的愛戀，愛情不止是個人的情感糾葛，它也刻著歷史時代的印記。

我的初戀是我的初中同學王文玲，她比我低一年級。要不是她鼓勵我去上高中，我可能早早就去當了學徒，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她真是太有遠見了。

我去北外學習，畢業參加工作後回到老家，才知道她去世了。聽說她高中畢業後就去軍管會當聯絡員，沒想到四十多歲的團長看上了她，因為我和她有約定，等我大學畢業就回來和她結婚，她又無法拒絕領導的要求，就抑鬱成疾去世了。她那麼愛笑，走起路來兩條大辮子一搖一擺，充滿了活力，怎麼可能在二十三歲就走了？

我覺得再也遇不到這麼好的姑娘了，直到一九五七年，我作為翻譯，隨電力專家前往蘇聯考察學習。

在去黑海邊奧斯平格考察的火車上，我和娜塔利亞邂逅了，她穿著時髦的泡泡裙，一頭金色的秀髮，非常漂亮；她不像一般俄羅斯女孩那樣高大，而是小巧玲瓏，我們一見如故。

她說她在列寧格勒上大學，放假回家。她的父親是蘇聯有名的無腿飛將軍，在一次和德軍作戰時，雙腿被炸斷，安上假肢後，他靠著頑強的毅力還能完成飛行任務，成了蘇聯的英雄。我也給他講了一九四九年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時，我們北外的學生站在第一排，可以清楚的看到毛主席。那晚我們聊了整夜。

回到列寧格勒，娜塔利亞請我去她學校的宿舍，她和同住的女同學為我準備了小點心。她抱怨說蘇聯男人愛酗酒，脾氣不好，對女人不尊重，她喜歡中國男人，溫柔體貼還顧家。我聽出她的意思，但我想到出發前團長一再強調，說不准我們談戀愛，就提醒自己千萬別陷進去。我們要去莫斯科了，這一別不知到什麼時候能再見。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公園，她給我帶了一個小鬧鐘，我卻沒想到也給她帶個禮物。她深情地說：「這個鬧鐘就是我，我希望每天早上可以叫醒你。」明明知道不可能有結果的愛是殘酷的，我忍著眼淚擁抱了她，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在莫斯科的日子，我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在北京飯店吃到爆汁的餃子，我想她可惜沒吃過，在劇院看天鵝湖的表演，我把芭蕾舞蹈家烏蘭諾娃看成了她，到處都是她的影子。帶著滿心歉意，回國第一件事，我就給她寄去了一封信，還寄了一條和她眼睛同色的藍圍巾。

有次我去北京友誼賓館找蘇聯專家，看到他們秘書的背影，金色的頭髮我以為是娜塔利亞，走近一看卻不是。我過去和她聊了幾句，原來她是和中國過去蘇聯的翻譯結婚來的中國，因為吃不慣中國的飯，也住不慣平房，就住在友誼賓館，他們又付不起房租，她就給住在這裡的蘇聯專家當起了打字員。

兩年後，一九六○年，蘇聯政府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我再去友誼賓館，就沒看到那個蘇聯姑娘，聽說他老公受到牽連被降級，她也離婚回了蘇聯。

我暗自慶幸自己當時的決定，沒有把娜塔利亞帶回來，長痛不如短痛，現在連信也不能寄了。和集體利益相比，我們個人的感情根本不值一提，所有美好的愛情只存在於小說中吧！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才能苟且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