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的畢業證

今年我從加拿大回中國探親，在幫助老母親整理舊東西時，在家裡角落的書架上看到一個布滿灰塵的木盒子，裡面裝有一些文件、證件，其中驟然看到了五十年前我的初中畢業證書（見圖）。

一九六四年我在河南省焦作的一個市區小學開始上學。五年級時隨著母親調動工作，我轉入了位於郊區的一個工廠職工子弟學校。一九七二年我初中畢業，拿到了學校頒發的畢業證書。

這張畢業證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學歷文件。由於我轉學時小學還未畢業，所以沒有拿到市區學校的小學畢業證；而工廠的子弟學校由於學制改革，我轉入後直接跳級升入了初中，所以我也沒有拿到過子弟學校的小學畢業證。所以，我是一個小學「沒有畢業」的初中生。

對於十四歲的我來說，這張貼有自己照片、蓋有好幾處大紅印章的畢業證，既重要又珍貴。手持畢業證，自豪感和激動心情難以言表。記得我當時將畢業證折疊整齊，作為一份「紅頭」文件交給了母親。

我進入高中後就開始離家住校，後來到外地上大學，讀研究所，出國讀博士，又拿到了不少畢業證書。那張遙遠的初中畢業證在我的腦海中已逐漸忘去，再也沒有想起來過。

五十多年來，父母數次搬家，居然沒有扔掉和丟失我這張微不足道的最低學歷證書，實在讓我感慨。感慨我交給母親的東西，母親將它當個寶貝保管，母將兒的交代掛在心上的深情溢於言表。

現在回看這張畢業證，不由想起五十年前的自己和那個時代。一九七二年正處於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張畢業證帶有太多的時代色彩和明顯的時代特徵。從格式到內容，現代的年輕人恐怕從未見過如此設計的畢業證書。

從證書格式來說，其抬頭印有紅色字體的「毛主席語錄」，這是當時的慣例，從結婚證到食堂的飯票莫不如此。證書的文字也很政治化，領導人的「教導」占據了文字的一半內容，凸顯了學校培養人的目標。發證單位雖然蓋有職工子弟學校的公章，但落款卻是工廠的「革命委員會」。

那時各個單位、各個級別都成立有「革命委員會」。歷史上「打土豪」時，曾有過「一切權利歸農會」的口號；文革時，「革委會」則是各單位的最高權力機構。不過由「革命委員會」作為初中畢業證的簽發單位，看起來確實有些突兀荒唐。

最後，學生之所以被「准予畢業」，是「經評定」的結果，而不是像畢業證通常所說的因「成績合格」為前提，因為「成績」在當時並不被看重。

一九六六年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同年五月七日，最高領導人發表了關於教育的談話：「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我的整個初中就是在「五七指示」的教育方針下度過的。從剛開始的停課鬧革命，到後來的復課鬧革命，革命貫穿了整個初中學習過程。初中時，學工學農是必修課程，每學期都有安排。作為工廠的子弟學校，學校這方面可以說是近水樓台，學工，就安排在本廠的車間；學農，就來到廠區外面的農村。三年的初中，雖然課堂學習時間不多，文化知識的基礎也沒有打牢固，倒也和小夥伴一起過得充實愉快，真乃少年不識愁滋味。

我的初中畢業證，一九七二年的老物件，承載了屬於那個年代的記憶。透過這張多少有些發黃的紙片，我想起許多，也悟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