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OnAir／教中國古典文學39年 漢學家孫康宜一生奔赴

「我在美國的經驗，主要就是在奔跑，」今年80高壽的耶魯榮休教授、知名漢學家孫康宜，這樣解釋她最新出版自傳「奔赴」的取名由來。「後來我想到，人生其實也就是一連串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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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寫出後半生

孫康宜1944年生於北京，兩歲時隨家人遷往台灣，先後在東海大學和國立臺灣大學取得本科和碩士學位。1968年，24歲的她赴美進修，在取得三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後，開始在耶魯大學教書，主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直到三年前退休，教書育人39年，桃李滿天下。

孫康宜一生著作無數，從中國古典文學詩詞研究的書籍，到聚焦美國生活的散文和自傳，她在中文和英文兩個世界自由切換。而這次自傳選擇用中文書寫，還需從頭講起。自從開始在耶魯教書，由於生活和教學上的需要，孫康宜有長達20年的時間只使用英文。1988年，她突然感受到「語言危機」，怕從此失去母語能力，開始下意識使用中文寫作，自此「靈感一發不可收拾」，越寫越有信心。

2003年，孫康宜出版回憶錄「走出白色恐怖」，講述父親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被囚禁十年的往事，並將其稱為自己人生「回憶錄的第一冊」。如今通過「奔赴」書寫後半生，終於給自己將近60載的在美生涯一個交代。孫康宜笑稱，這兩年通過中文寫下「奔赴」，「寫著寫著，中文好像又進步了。」

孫康宜稱自己有「影像似的記憶(photographic memory)」，訪問中每提起一段往事，其年份、月份、人名她總能精確地娓娓道來，訪問結束後更是將回答時提及的每位友人及歷史人物，在回憶錄中哪一頁出現過，都條條列出，方便記者參考，認真程度和記憶力均讓人驚歎。

古典文學的困境與功用

雖然現已退休，孫康宜還跟各屆畢業的學生保持電郵往來。就在訪問開始之前，孫康宜才收到一位2018年畢業的學生孔亞華(Edward Columbia)的喜訊，告訴她自己被耶魯法學院錄取，希望當面感謝幫自己寫推薦信的教授。有趣的是，這位學子原本打算成為藝術家，可惜這樣的職業要維持生計實在太難。

孔亞華的困境，也是孫康宜在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將近40年的生涯中，時常需要面對的現實。她感歎，自己剛開始任教時是80年代，那時候學生的心情以及就業環境都不一樣，一心鑽研學術的學生，多都能找到教職工作。時至今日，更多學生注重學科是否能帶來最大經濟收益，加上學術工作機會越來越少，讓人對像中國古典文學這樣的文科學系望而卻步。

「讀工程的人失業還可以到工程界去，但我們這一行的人失業要怎麼辦呢？」孫康宜自問：「難道要去當taxi driver(出租車司機)嗎。」

孫康宜曾有一位中文出色的白人學生，得過中文辯論比賽冠軍，在思考職涯前景時，詢問孫康宜，要是自己進入東亞文學博士班，她是否能保證自己畢業後能夠取得教職崗位？

「我說我沒有辦法保證。」孫康宜苦笑。「他最後就到銀行界去了。」

在這個看似千裡挑一才有可能成功的學科，外行人不禁思考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的功用，孫康宜對此卻非常篤定，「我幾乎每個學生，都感激他們有機會學到中國古典文學。」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所有課程轉為線上教學，學生從教室被轉移到Zoom上，雖然肉身被迫關在有限的空間，思想卻隨著古典詩詞四海周遊。孫康宜疫情期間教的課程中，有一門叫「人與自然(Man and Nature)」，學生讀到陶淵明、杜甫等詩人的傑作後告訴孫康宜，「沒想到中國文學還有這種healing power(療癒功效)，讀了之後很calm(平靜)。」

也許不是所有學過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生都在畢業後樂得鐵飯碗，但受過詩意薰陶的學子，人生註定已被改變。孫康宜回憶，一次線上教學時，一位學生的家長出現在Zoom畫面中給了她一個驚喜。那位家長用英文自我介紹說，「教授，您還記得我嗎？我是查理，在1984年春季選過您的課。」沒想到時隔將近40年，當初的學生已成人父，而當年上孫康宜課時所用的教材，「西遊記」的英文譯本「Monkey」，還留在查理的書架上。

孫康宜對教學還有一個堅持，就是學生的功課都自己改，不交給研究生，「因為我想認識每一個學生，所以沒辦法收太多學生，每門課只能選25人。」文學的功用、孫康宜對學生的影響，也就不言而喻。

文學女性自有力量

作為一名華裔女性，孫康宜在美國所獲得的成就頗具開創性。1986年，在她女兒出生的同一年，孫康宜取得耶魯大學終身職，而當年耶魯全校有終身職的男教授有600位以上，有終身職的女教授卻不到20人。

在學術上，孫康宜也積極開拓性別研究，從中國古典文學的角度剖析女性力量，推動編寫了英譯中國傳統女性詩集「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收錄200多位女作家作品，更主持「明清婦女與文學」國際研討會，詮釋明清時代湧現3000多位女作家的盛況。

孫康宜的一門課「女性與文學(Women and Literature)」很受歡迎，每次報名上課的人總是很多，多到她必須要用調查問卷篩選學生。除了文學性，孫康宜也帶領學生認識女性文學的另外一種力量，「這堂課其實我是在講women’s power(女性力量)。我認為所謂的power，不只是金錢的power，或者political power，我講的是一種moral power，道德之能力。」

如何走出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是影響孫康宜很大的一段人生經歷，不僅奪去了父親的十年，還深深影響父親出獄後的生活，可謂是孫康宜成長過程中必須面對的一段陰影。除了出版回憶錄「走出白色恐怖」記載，孫康宜又在「奔赴」中提及自己親身面對當年抓走父親的保密局人士谷正文的回憶，驚歎此人竟能承認濫抓無辜之人，卻對自己的行為不帶任何悔意，反而覺得很自豪。

「這讓我感想非常大，」孫康宜回憶起女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概念「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講述二戰期間納粹軍官毫無自我反思能力，只為服從上級屠殺猶太人。「谷正文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覺得他只是在服從國民黨，在為國家做事。這樣真的很愚蠢。我已經80歲了，我必須要把這個事情寫出來。」

與谷正文的對話發生在1977年，如今兩本自傳都已經出版了，孫康宜是否已經真的「走出白色恐怖」？「不可能走出了，一個人怎麼可能完全從白色恐怖裡頭走出呢，」孫康宜說，「但我已經沒有仇恨了。」能夠與白色恐怖記憶共存，孫康宜歸功於宗教的力量，作為一名基督徒，孫康宜非常虔誠，每天都會讀聖經，對人生心懷感恩多過怨念。「我一直在奔赴，跑一站，再跑一站，跑到80歲，已經很感恩了。但是那些事情，當然還在我腦子裡頭，我不會忘記。」

所到之處皆是美景

雖然已在美國落地生根，孫康宜對家的認同卻很寬廣，「我覺得我是一個citizen of the world(世界公民)，我到哪裡，哪裡就是我的家。現在我的家就是『潛學齋』。」潛學齋是孫康宜在康州木橋(Woodbridge)家中的書房，她每天花大量時間在這裡閱讀。孫康宜說，自己在康州，大弟孫康成已搬回台灣，小弟孫觀圻在華府和中國兩邊跑，但是大家通過即時通訊工具都能隨時聯繫，不覺得真的分別。

孫康宜最近剛剛去了一趟台灣，完成了新書發布會、到台灣中央研究院開院士會議，在台灣的家人還給自己辦了一個80歲生日大壽。如今退休生活，跟之前最大的區別就是不再教書了，但讀書和整理書籍、參加學術活動、跟學生與友人保持聯繫，還是讓孫康宜的榮休生活充實而充滿滋味。她笑稱，現在也終於有時間去看醫生、學習報稅，「天天真是忙得很。」

在「奔赴」的最後一節，孫康宜提及她生命中的貴人Gram (即「祖母」，本名Edith Chamberlin，Gram為親暱稱謂)。孫康宜在全書第一章就提到，自己24歲初到美國認識她時，Gram就已近80歲高齡。如今自己也站在這個生命階段回首，孫康宜常記起Gram勉勵自己的一首詩「Epitaph(墓志銘)」，來自新英格蘭女詩人哈欽森(Genevieve L. Hutchinson)，其中有這麼一段，給了她很大啟發，也恰好是這本書的完美結尾：

「I have seen Beauty everywhere (所到之處皆是美景)

And that is what I came to see. (這些都是我所見證)

Life’s day whenever it shall end (生命無論何時結束)

Will have been long enough for me… (對我來說都已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