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作家哈金在拋錨點 改用英語寫人生

鄰近波士頓查爾斯河畔，一棟砂石老式建築二樓，是波士頓大學最有名的教室之一「創意寫作222室」。

★創意寫作222室 新科主任

除了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安妮．塞克斯頓(Anne Sexton)，這裡誕生過許多當代傑出詩人與小說家，還有哈金。如今，他即將成為這個項目的主任。

哈金出生在中國遼寧錦州，21歲前沒見過說英語的人，29歲來到美國留學，從此再未回中國。30多歲，他出版了第一本英語作品，從此用移民作家的身分，在當代文學開疆闢土，畫出新的版圖，他也是唯一同時奪得美國國家圖書獎與福克納獎的華人作家。

以下是哈金接受採訪：

問：您來美國時29歲，出版第一本小說30多歲，如何去學習及適應用另一種語言來寫作呢？

哈金：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英語說「stamina」，承受力。說英語的人蓋房子，把水泥、磚頭、木材拉過來，對於外來者，是每一根釘子、每一塊磚都得自己做。一堵牆沒有縫，但你就得撞出個窟窿來。

★外來者寫作 如有殘疾感

但另一方面，英語當中有一個傳統，康拉德(Joseph Conrad)、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都屬於這個傳統。他們是外來者，從別的語言過來，生活中有很多不幸。納博科夫說過，用英語寫作就是他個人的悲劇，像一場爆炸過後丟了六、七根手指，就不得不用這兩、三根手指頭來辦事。

這種「殘疾感」是很明顯的，但他們都成為英語文學當中的重要作家，你要是把他們拿出來，整個世界英語語言傳統就不完全。後來者便看你有沒有運氣與勇氣，有沒有毅力走下去，這是最主要的。

（編按：康拉德是波蘭裔英國小說家，是以英語寫作的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納博科夫是俄裔作家，他用英語完成的「洛麗塔」獲得極高聲譽。 ）

問：還記得當時下決心寫第一部英文小說的情形嗎？

哈金：我是想寫。我有一本書叫「瘋狂」(The Crazed)，是我的第一本小說。我當時沒有那個技巧，做不了，但是我試了好多次，慢慢做。我第一本出版的「好兵」(Ocean of Words)短篇小說集，那是在這個屋子裡寫的(指波士頓大學222教室)，當時我是那裡的研究生。基本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寫，大夥也一塊幫忙。

我第二本書就是「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也是那樣做出來的。從短篇開始，就奠定我的基礎。

但我盡量不讓我的學生這麼做。除非你已是公認的優秀作家，一般英美圖書市場不出版短篇。我的頭兩本短篇集沒有人給出版，最後中間人都不幹了，我就自己把它寄到一些小出版社給出版了。

問：那當時有沒有寫著寫著「開竅」的感覺？

哈金：我寫短篇時，我心中有「reference」(參考)，知道跟世界上最優秀的短篇故事有連貫，有這個上下文，我就覺得，我的有些短篇可以在傳統中找到位置，在文學上有分量的。

當然我的導師也很重要，他當時鼓勵我說，「你寫的是文學，他們寫的就是作業」。所以我倒不灰心。灰心的是你真正寫得很好，卻很難像別的作家一樣發表，出書後也有好的反響。現在也有這個問題：你寫外國的東西。市場在哪裡？

問：那您現在會考慮市場嗎？

哈金：不考慮，因為肯定有一些出版社，市場並不是它主要的目的。獨立出版社初期，都曾經出版過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問：大家普遍認為您的文字疏離、清冷一點，您覺得這是否是本身作為一位外來者用外語寫作的一個結果呢？

哈金：肯定有影響。用英語寫作，很多東西必須得想。不能光動感情。英語是非常理性的語言，漢語說起來與寫起來更鬆散。英語到了一定程度非常講究的。每一個詞都得「in place」，就是說在那個真正的地方起到它的功用。用另一種語言英語寫作，確實也會創作出一種自己的風格。

另外，我覺得我寫的東西也比較實在，不喜歡虛幻的東西。新舊、科幻什麼，文學只有好壞，沒有新舊之分。但句子裡要有內容，不能光追求華麗。我在這方面比較講究。

★寫長篇小說 更注重能量

問：你曾說，在中國大家注重才華(talent)，在國外更注重一個人的能量(energy)？

哈金：我覺得我沒說錯，一個作家，特別是寫長篇小說，能量是很重要的。因為每本書都放入了很多生命。有才華的人寫一篇文章一揮而就，但長期做下去很難，需要保持這個狀態。

歐美也有這個傳統，像福樓拜說，天才就是一個長長的耐心。

往往最優秀的學生，你覺得他們真正能夠做出傑出成就的這些人，最後好像都不行。平時在班上不起眼、中不溜的，幾年以後他們卻出書，做得很好，而且一本一本做下去。有例外，但我說的是平常的一個準則。

問：中國人還說靈性，您覺得在西方傳統有這樣的看法嗎？

哈金：靈性很重要，靈性實際上就是一個，比方說一個運動員有彈跳、速度、訓練這些基本的素質，但你不一定成為真正的明星。成為明星，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能否真正地進球。進球與明星沒有直接的關係。

讀村上春樹的書，英語說是performance，他是在表演，而且表演得非常好，確實是大師，在句子和段落方面做得非常優秀，有時你覺得像聽音樂似的。但是整本書讀起來，你並不覺得他有什麼深深的思想或者在結構上有卓越的成就。但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至少可說是一個偉大的風格家。

問：那有沒有跟村上相反的，您覺得他給人的觀感上沒有那麼漂亮，但卻實在地進球？

哈金：格林(Graham Greene)是典型的例子，句子上並不是寫得那麼特別明亮，但是他整一本書拿下來，確實你覺得有厚度。

問：您之後想做的課題與人物？在找材料時，如何確立這就是您想做的人物？

哈金：王洛賓，他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確立人物是很大的過程，有時經常出錯，你做了很多，但因為你心裡頭確實不喜歡這種主人翁，覺得沒有意義，最後沒法繼續下去。

另外，身分問題儘管不是我重要的關注點，但是比如「自由生活」，是我第一本完全以美國為背景的長篇，所以出於實際原因，我盡量跟我自己的生活比較接近。我得知道，或者體驗過，我不敢瞎說。

問：您和美國的關係是？

哈金：荷馬史詩「奧德賽」，用了一個詞「anchorage」。船到達一個港口下錨。完了以後你再走。美國也是一個拋錨點。但是因為現在我太太生病，我們的生活也很難離開美國的環境。

我來美國30多年，在喬治亞州待了九年，波士頓實際上也成了是家吧。因為家是自己創造，而所謂鄉，實際上是你父母與祖先的地方。家是自己的。

★創作路孤獨 要敢想敢做

問：您的學生中有很多二代、三代移民，他們對於移民文學的視角是否有改變？您有什麼話想要對年輕的移民學生講？

哈金：我有至少一半的學生是二代移民，他的父親或母親是外族裔。他們都很優秀，往往能在兩個文化當中都找到自己的參照，寫的作品比較廣闊。

寫作是非常辛苦孤獨的，不是好的職業。寫一、兩本書豐富生活可以，一本本做下去確實是太辛苦。要有失敗的心理，也要有信心，一本好書總會找到出版商，這是肯定的。

我有許多短片單篇，平心而論沒有下大功夫，但是成為了標準的教科書上的選篇，其中一個故事一開始想像得非常大膽。問題在於你不光要表演，也要有想像，特別要勇敢，有勇氣。勇氣也是一種智力。要敢想敢做。

你長期閱讀別的作家、思想家的作品，也會慢慢悟出來，對你自己的想像，也會有基本的判斷力。

問：那如何克服寫作帶來的長期的孤獨感呢？

哈金：也很難。重要的是你會有一種精神上的伴侶，他們往往都是偉大的作家，就是死靈魂，你來回交流的不光是你身邊這些人，美國有個大詩人說為什麼寫作，是為你熱愛的已經死去的人寫作，說得非常直白。

【採訪後記】人謙和樸素 筆調疏離鎮靜

上一次見哈金，他完成了第一本也是迄今唯一一本非虛構作品「通天之路：李白」(The Banished Immortal: a Life of Li Bai)。那時，他的妻子患病，他們住在波士頓近郊Foxboro的一片林中；他先開車，再換地鐵，路途一個小時到市區的大學教書。也因為要照顧妻子，在院子裡幹活，他的腦子裡，很難再放入幾個虛構的角色，一步一步把他們盤活、發展。

★11月新作 以周恩來養女為原型

這一次哈金說，妻子的病情已經穩定，是一個「倖存者」(survivor)，所以有了最新的小說「放歌」(A Song Everlasting)，也有了預計在今年11月出版以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為原型的新作「從莫斯科回來的女人」(The Woman Back from Moscow: In Pursuit of Beauty)，他預感這是一本能留下歷史位置的重要作品，但出版後，「作品也有它們自己的命運」。

哈金的學生稱呼他「金雪飛」，雪飛是他的原名，是因為他出生在大雪紛飛的時刻，也是在222教室，他們如同在學徒制的工坊做工，一步步打磨出作品。學生們的成書連成一排，橫放在教室外冊，他拿出王葦柯的一本，說她智商高，寫新一代的移民，已經是成功的作家。

哈金不常去他的辦公室221室，書架上有一張諾貝爾詩人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的照片。他說，在沃爾科特去世前，辦公室都是他用得多。沃爾科特是他的同事，書架上大部分的書，多數是詩歌集，也都來自沃爾科特。

學校放假是最得閒的時候，哈金也往往在這時開始構思新的小說，「出一本書不難，最難的是一本一本往下做」。他透露，下一本也許是有關於作曲家王洛賓的，需要趁新學期開始前把第一稿寫出來。他獲得國家圖書獎的「等待」(Waiting)，有朋友形容為行文文風寫的是「不費力氣」(effortless)，但他改了至少將近40遍。

在寫李白時，他說，李白作詩有原則，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哈金也直接用英語翻譯成「effortless」，「不使得力氣就能做好，但這都是很多年的功夫」。這也很像他的人格和風格：實在，只說白話，但能下苦工，日以繼夜，最終是「明月直入，無心可猜」。

東北人的哈金偶爾仍會冒出一些地方性的語言表達，以及渾厚的友善的笑聲。他說，克服了外語寫作帶來的「殘疾感」後，很難再用漢語來寫作，「要在進入那個語言環境，是很難的」。

這是長久以來寫作習慣的問題，在父母過世後，他也沒有再考慮回到中國。父親那時病危，他幾次申請回中國簽證，都被拒絕了。

★自己在哪裡 家就在那裡

「家是自己創造的，自己在哪裡，家就在那裡」，他這樣總結，也認同歌德的「鄉愁是一種病態」的情感，也許是少年時跟隨解放軍的父親四處奔波駐營，也許是與中國政府的複雜的關係，他並沒有家鄉的情結。

在工作人員還在搭燈光與照相設備的時候，他站在221的門外與我閒聊，話問完了，有的時候有一段短暫的留白。不能把握下一句自然要說的話，他頓了一頓，問我的家鄉：「上海怎麽樣？」

考慮到他30多年沒有回到中國，我很難答上這個問題，心裡咯噔了一下。

第一次接觸哈金的人，都會驚訝於他的謙和、樸素、親切。「他好像還有一點內向」，我的一位同事說。

但哈金也是清峻的，這像是新英格蘭的冬天，也像是他的行文。也許是用外語，也始終寫外來者與外圍者(outcast)的緣故，他的筆調始終是疏離的、鎮靜的、清冷的。

他筆下的主角也有如此的相似性：孫維世，「唐朝移民」李白，「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的武男，「放歌」中的歌唱家，想要寫的王洛賓…他們不被納入體系。有的是邊緣者，有的有藝術家的型格，既想成仙又想騰達，最後兩條路都走不通。

這些人物與他在內在也有一定的相似與連貫性，他說：「沒有辦法，作家只能寫他感興趣的人，也只能寫他熟悉的環境。」

平心而論，與哈金在當代文學系統中所獲的成就與肯定相比，他很難說是擁有廣泛的華文讀者群。他用英語寫作，中文譯本在中國時禁時不禁，我收到郵件通知獲准採訪他的法拉盛的晚餐會上，周遭的幾雙眼睛顯著茫然：「哈金是誰？」

但他也擁有穩定的一批讀者。哥倫比亞大學社工學院的一位華裔教授說，她讀過哈金的每一本書，最喜歡「自由生活」和以法拉盛為舞台的「落地」(A Good Fall)。一位每年只做十幾位學生的高端留學顧問把「李白傳」讀完了，紐約市議會的一位華裔員工，則默默地把「自由生活」借給了我。

一位白人朋友拿走了我的「落地」，我說，你可以從裡面的「作曲家和他的鸚鵡們」(A Composer and His Parakeets)讀起。晚上他感謝我說，讀哈金讓他冷靜了下來，「他精準，把控力很強，沒有給太多讀者浮想的空間。於是我只需要信任他，指靠著他，跟著他的指引走」，逐漸獲得了平靜。

這和許知遠的評價極其相似，他也在222號教室採訪了哈金。在一篇訪談中，他寫道：「在一段時間裡，這種節奏感是我的鎮定劑，每當我覺得內心煩躁時，常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他的書，讀上幾段。他的作品像是個誠實、鎮定又疏離的老朋友，陪你不急不慌聊上幾句」。

★偉大作家 精神上的伴侶

那種洗練、鎮靜與清冷，也與他的文學理念有關係。他不需要靠表演，比起中國人信賴的「才華」(talent)，他更看「能量」（energy），比起明亮的華麗的句子，他更看重一部作品整體的能量與它的結構性。

「就好比一個棒球手，他可以是一個明星棒球手，可以是一個好的表演者(performer)，但他還是要進球」，在哈金的眼裡，不進球的明星球員，便比如村上春樹，他演出得好，「也已經很了不起」、「是了不起的風格家」，但他推崇的偉大的作家，則是格林(Graham Greene)、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他也喜歡常常被相提並論也被歸為一類、同樣用外語寫作的移民作家奈保爾(V. S. Naipaul)與納博科夫。

最後，我們不免問他最近在看的書和他對青年寫作者的建議。他說，他在看契科夫與新約聖經。但聖經只能看一小段，「找找那種感覺」。

他似乎常常看新的譯本。上一次採訪時，他正在讀「安娜．卡列尼娜」的新譯本。美國圖書市場，經典書籍每隔幾年便會推出新譯本，語法與生活的調調更貼近當代人。他提到過，學寫英語，要知道什麼是好的英語，讀最好的英語，也讀當代人的作品。

寫作是一件孤獨的事，他並不提議年輕人扎入寫作，體驗玩票還好，要一本本堅持不懈寫下去是條窄道。要能夠勇敢地想像，要兼具信心。在他看來，克服寫作帶來的長期孤獨，是「有精神上的伴侶，而他們往往是偉大的作家，是死靈魂」，「你來回交流的，不光是你身邊的人」。

波士頓的初春，仍然春寒料峭，我們收拾好裝備走在回程的路上，又偶遇開完會打算回家的哈金，他獨自走出另一棟教學樓外，一一拍了拍我們的衣袖，或是團著我們的雙手，讓人感到是頗為莊重與富有儀式感的告別。他在郵件中也不馬虎地寫著，「Meanwhile, take care and stay well」，隨後便消失在那一天的霧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