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魯拜集》 優雅細膩如繡

第一次讀到詩集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奧瑪・珈音之魯拜集》)，是在大學三年級的「英國文學史下」課堂上。彼時我20出頭，生活圈子只有單純的學校和家庭，視野平凡且局限。然而，文選摘出的100首四行詩，或高朗清靈，或曠達豪邁，或婉轉幽迴，或細膩如繡，文字無不優雅，境界無不凌塵，彷彿有股力量驟然將我提升到高山之巔，面對川壑迤邐，天地遼闊，胸中泛起飄然欲飛的悸動。外文系四年讀到的英文詩作，Rubaiyat絕對在印象最深刻的前茅之列。

奧瑪‧珈音(Omar Khayyam，1048-1131)實是12世紀的波斯詩人，在數學、天文、哲學領域也成就斐然。他擅寫四行詩，後世輯為《魯拜集》(Rubaiyat)。700年後，維多利亞時期的詩人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讀到《魯拜集》，驚豔讚嘆更勝於我吧，立刻將其譯為英詩，1857年付梓，同樣在英國激起閱讀熱情。爾後，編撰英國文學史者納入《魯拜集》，費茲傑羅也以此一譯作留名文史。可見好的文學作品足以跨越國界與年代。

說來慚愧，20出頭時首度接觸到令我心潮澎湃的《魯拜集》，二度重逢竟是在40餘年之後，有幸拜讀了旅居瑞典學者傅正明先生所著的《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和《魯拜集與中國文化》，重享好詩帶來的明見慧悟。

費茲傑羅翻譯的《奧瑪・珈音之魯拜集》於20世紀初傳到中國後，不同譯作陸續問世，譯者包括郭沫若、梁實秋、黃杲炘、胡適、林語堂、聞一多、成仿吾、徐志摩、朱湘、虞爾昌等等，皆以英譯為本，只有張鴻年、邢秉順等少數幾位譯自波斯文，通曉波斯文的傅先生亦為其中之一，更能直接掌握原作精髓。《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中，有101首將波斯文與中文並列。不諳波斯文的讀者，則可將書中所收的費茲傑羅第四版的101、其他西方譯者的116首與東方譯者的68首英譯，與傅之中譯對照欣賞。僅此一點，就可見到傅先生鑽研奧瑪・珈音的《魯拜集》，所花時間之多、用功之深與蒐羅之豐，謂其「皓首窮經」實非誇張。

奧瑪‧珈音 有如陶淵明

若說《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是導引讀者登堂入室，認識《魯拜集》的清詞麗句和深邃內涵，重心在詩集；那麼，《魯拜集與中國文化》則是更上層樓，對寫出這些四行詩句的作者進行全方位的觀照，俯瞰奧瑪・珈音的畢生傳奇，仰觀他的哲學、政治理念和對宇宙、宗教的認知，以及身處浮生亂世的取捨與寄託，並將其和中國文化各領域，做融會貫通的對應比較。

哲學範疇包括周易卦象、儒家思想、老莊哲學、陰陽五行說，生活層面如民間諺語、絲綢、走馬燈乃至中國美女，文學名家從屈原、李白、杜甫、邵雍、蘇軾、錢謙益到陳寅恪，傅先生舉證詳細，處處展現洞燭入微的觀察。他腹笥豐厚，從容遊走於中西文化浩瀚疆域間，旁徵博引，信手拈來皆是典故。他也就文化意蘊，細陳波斯最受景仰的《魯拜集》與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之異同。

傅先生雖然多次零星提到陶淵明，但未能將其專列一章與奧瑪・珈音詳加比對，我覺得是全書美中不足之處。畢竟，陶淵明高度推崇酒文化、熱愛自然、藐視權貴、淡泊名利、看穿生死，得以縱浪大化而不喜不懼，從古迄今，中國的文人學者，沒有一位比陶淵明更似奧瑪・珈音，怎能不列一專章讓中波兩位詩哲把酒言歡呢？

《魯拜集與中國文化》也列舉其他中國譯家之作，指出各譯的優劣與對錯之處。顯然，通曉波斯文與借鏡前人中譯，如添雙翼，幫助傅先生翻譯《魯拜集》時，力求做出完美詮釋。

翻譯是二度創作 非照抄

翻譯常被國人視作「為他人作嫁衣」，光芒遠不及原創作者。其實譯文的遣詞用字，反映了譯者文字功力以及雙語能力的高下；譯者且須對原創者的背景與民族文化有深度瞭解，方能於文字表象外做出延伸解讀。翻譯其實是二度創作，而非照本抄襲。因此，英國人將費茲傑羅的譯作《奧瑪・珈音之魯拜集》納入英國文學史殿堂供子孫瞻仰，而非費氏自己的英詩，足證好的翻譯作品亦能成為經典之作，傅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另一例。

「魯拜」意謂四行詩，如果要以中國傳統詩體承載譯文，五言絕句與七言絕句最能逐行對照。民初推行白話文以來，絕大多數的《魯拜集》漢譯採用四行的自由詩體形式。傅先生的譯文載體最為繽紛多元，包括古體、五律、七絕、七律、宋詞體、自度曲與歌謠體，充分展現了擁有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的傅先生，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熱愛和深厚造詣。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中國傳統詩詞原本就含蓄蘊藉，加上作詩填詞者習慣性地引用中國文學典故，讀者難免在閱讀上受到罣礙。讀翻譯原是為了瞭解原文，結果還要加讀傅先生的中文用典註解，猶如跨過兩道門檻，那些美麗精緻的卜算子、如夢令、菩薩蠻…反而沒有英譯一目了然，淺顯易懂。

好在中英對照，我先讀了英譯，再去欣賞傅先生古色古香的煥然詩采，更能咀嚼餘味縷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