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票證年代 (上)

票證年代已過去幾十年了，但那個年代的事，件件歷歷在目。

在票證年代，票證幾乎是人們生活的全部，離開票證寸步難行。那個年代一切物資全憑票：糧票、布票、棉花票、煤票、肉票、油票、雞蛋票、飯票……。糧票又分全國糧票、地方糧票；地方糧票又分省糧票和市糧票；糧票有粗糧票和細糧票。

票證年代是物資奇缺的象徵，又是保命的象徵。那時，毛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各級領導的命比一般人的命更重要，上海北京人的命比其他城市人的命重要，城市人的命比農民的命重要。一九六○年和六二年間餓死三、四千萬人，都是最底層的農民，就是明證。

全國都實行票證，但票證的價值，在不同省和地區相差甚大。例如北京、上海每月每人的副食品票，能買到很多的油、肉、雞蛋和餅乾等，雖不是隨便買，但能基本滿足生活需求；同時，這些地方還可買到比票證價格稍高些的副食品。

瀋陽的票證價值和北京、上海比，一個天一個地。瀋陽每月每人的副食品票，能買到的東西很少，例如油票、肉票只能買到三兩油和三兩肉，連當時東北地區最高領導陳錫聯都自喻為「陳三兩」。副食品票能買到的其他東西也很少。瀋陽是遼寧寧的省會、東北軍區所在地、東北第一大城市尚如此，可想像東北廣大老百姓的生活困難到啥程度。

一九六○年九月中旬，我廠抽出幾十人到遼寧遼原縣去支農，住在老鄉家。一天兩頓飯，早上約十點吃早飯，下午約四點半吃晚飯，兩頓飯一樣，都是一碗稠高粱米粥和兩片白蘿蔔葉。我們去支農的人都說：「農民平時吃得只會比我們差。他們真苦啊！」

那時，我們工廠職員每月定量是二十八斤，戶籍在長江以南（跨江的也算）的職工，定量中有五斤大米，而戶籍在長江以北的職工，定量中卻沒有五斤白麵。

由於沒有肉魚蛋蔬菜等副食，光靠那一點糧食，多數職工是餓肚子的，尤其青年男職工。那時我們大多數是獨身，在大食堂吃飯，做啥吃啥。而且食堂的人是要吃飽的，落到在食堂就餐的職工頭上，自然就要短斤少兩，說是一個二兩玉米窩頭，一看就知道分量不夠，二十多歲小伙子，哪個不挨餓。

拿我來說，實行糧食定量之前，早餐是一碗粥、兩個饅頭，中、晚餐都是兩碗米飯，一葷一素兩個菜。突然定量為二十八斤，副食又差，我真受不了，天天饑腸咕嚕，浮腫很厲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