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從MIT到科技業 自由最珍貴

大陸改革開放不久，不少外國的專家教授紛紛來華講學，我在上海交通大學也接待了來自賓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教授，配合他們的講授和實驗的課程。這些教材和軟體是首次見，上課用投影機、作業要使用電腦來應用相關的軟體包、編製程式來求解。這種先進的教學方法，不但學生困難重重、遲遲不能交卷，連我自已也一知半解、很難幫助學生解答問題。十多年的文革，大學是處於封閉停滯的狀態：教材落後、設備陳舊、教師休閒，無論是教育和科究都和國外滯後了一大段；我從中萌生出去國外深造的意願。

80年代初，我有幸作為上海交通大學的訪問學者進入世界頂尖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者一起如飢如渴地學習研究系統動力學、計算機仿真、人工智能、專家系統等先進學科，也學到如何應用這些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當時來美的訪問學者是聚集中年一代的菁英，在國內各領域頗有建樹，這是優勢。但也有不足之處：如年齡偏大，不少已超過了導師；語言溝通能力欠佳，還遇到年輕博士後的挑戰：他們在實驗操作、代碼設計上占優勢。

扛住業界競爭 拚到綠卡

我赴美後，女兒已是高三學生，她通過托福考試，被麻州大學計算機系錄取。後又傳來好消息：妻獲得J2簽證，一家將在美團聚。

我要挑負起更重的擔子，不只一家的生活開支，還要為女兒支付學費。面臨艱難的抉釋，我決定辭去學校的續聘，轉入電子工程研發領域。這是我的專業、在MIT期間也打下了紮實地硬體和軟件開發的技能，我有信心能勝任這份工作，同時薪資也會大幅地提昇，這是當時家庭開支很需要的。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這座學術殿堂。

我在高科技公司獲得面試後，被一家電子大廠錄用資深電子工程師，持有的J1簽證改成H1工作簽證。在公司設計項目要求中，我發現涉及到硬件、軟體和測試這三個部分。這在大陸是分別由硬體、軟體和測試三位工程師來完成，而這裡則是要一人挑三塊。我只能刻苦地鑽研、包括在周末閱讀大量的文本、經過近三個月的奮戰，我總於適應了這種工作模式，並成功地開發出首個模組。公司對我的業績予以肯定，不久後，我被批准獲得綠卡。

同時，女兒也已大學畢業，取得數學和電腦科學兩個學位，並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妻子也有了工作。我們在市區買了一棟寬舒的單人家庭住房。

高科技領域競爭也很激烈，每個工程師都想獲得新的研發項目，如未能取得，則下一輪的裁員就會先被輪到。記得在電子公司參加新機器專題課程後，主管給我一個設計電路板測試的硬體和軟體項目，要在年底完成。這部裝置我是首次接觸，我極盡心力投入，有幾個晚上為了觀察結果工作至深晚，在冰天雪地裡駕車回家，笫二天一早又及時趕回繼續。因項目運作良好、測試結果精確、設計很成功。之後才知，一位已工作十多年的老外工程師因裝置設計失敗而被迫辭職。職場如戰場，不講人情，只拚實力。

之後我的專案主題應接不暇，經常出差至各地參加新開發的軟硬體課程和會議。之前我的工作選擇是由公司決定，現在我增加了實力和自信，選擇自已希望任職的公司。之後我工作於著名的貝爾實驗室，設計出高速通訊的介面裝置、獲得了專利。也工作於航空航天公司、英國空軍工程系統BAE systems 以及自動化裝置大廠Brooks Automation inc，並四次去上海組裝調試，成功完成了機械手的移植工作。

享受珍貴自由 回饋社區

我們在美國有了理想的工作，女兒碩士畢業後擔承了公司的軟體主管，也買房結婚，外孫已進入大學電腦專業。這座波士頓大城，從陌生的異鄉變成了繼上海後的第二個故鄉，我們深愛這裡的風土人情、這座一流大學雲集、科技大廠林立的麻省首府。

在獲得綠卡五年後，我們一家通過入籍考試，我和妻子、女兒陸續地進入波士頓的肯尼迪大廈，在大法官指引下，舉手宣誓成為美國公民，取得了歸化入籍的證書Certificate of Naturalization和辦了美國的護照。

我們歡慶度過了這段喜憂半參的移民歷程，圓了我們的美國夢。

來美近40載，以謙卑之心回顧過往：懷著深造求知之慾來到美國，在學校和公司學到了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大大開闊了我的人生閱歷，得益匪淺，終生受益。在所在的工作領域，我也努力地鑽研完成了所有挑戰性的課題項目，並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我們成了美國公民，享用之前從未有過的選舉權。這裡除了有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外，更珍貴的是得到了自由。不論對親朋好友、同事上司都可不受脅迫地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與看法。不說違心語、不做違心事。

退休已逾十年，我堅持了退而不休：經常旅遊、勤於跳舞、上網聽課、適度寫作，還在後院忙於種植。我也熱情走向社會做義工：在老年中心電腦房作技術顧問、對調查卷翻譯、在老人協會(AARP)參與各項服務，能為社區作些回饋也是我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