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突破原始創新的限制？

在近日召開的民企座談會上，DeepSeek創始人梁文峰也與會了，並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儘管沒有安排發言。此前，在總理李強主持的企業座談會上，梁也出席了。對一家AI大模型的初創企業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政治待遇。

它當然緣於這家初創企業開發的AI大模型震驚了科技界。年初到現在，全球輿論一個熱炒的話題便是DeepSeek的橫空崛起，它很可能讓美國對中國人工智慧的圍剿破防。

關於DeepSeek的討論太多，其中一個問題是，它的出現，是否預示著中國將突破在科技原創領域的瓶頸，打破中國人沒有能力進行原始創新的成見。很多人，包括中國科技界自己相當多的人，都對中國是否有原始創新的能力持悲觀看法。而DeepSeek的技術路徑，極大增強了中國人對科技創新的信心，也讓許多人開始質疑這一成見的正確性。

對中國原始創新的能力不看好，並非是要故意貶低中國人，而是有科技史的根據。自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在幾十年前提出了他那個擊中中國人靈魂的「李約瑟之問」，人們確實看到，近代科技和工業革命以來，幾乎所有科技原創和基礎理論上的成果，都沒有寫上中國人的名字，中國本土培養的科學家，至今只有一人獲得了諾貝爾科學獎。中國人對科技的熱情，不亞於西方，然而科技原創的突破，還是鮮見。

於是，人們去找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人把它歸咎於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說中國人強於形象思維，而弱於邏輯思維；有人把它歸咎於體制，說專制制度扼殺了創新。這兩種看法幾乎成了習慣，特別是後者，人們的理解是，原始創新需要思想的自由，觀念的大膽和開放，需要一個自由討論的空間，而專制體制不允許思想的無拘無束，它需要的是整齊劃一，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從而形成對思想自由的鉗制。專制體制也害怕科技創新成果會觸動統治者利益。

證之於中國歷史，這種說法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產業的長期落後，導致工業技術水準的長期落後，制約了中國科技創新的能力。人們看到在最近的10多年，要論政權的專制程度，比改革以來的多數時期都嚴重得多，但中國的科研能力和科技水準在這10多年有一個井噴式的大爆發，包括在純科學領域，中國都取得了很多成就，更不用講在專利的申請數和國際頂級期刊發表的論文數，中國都數一數二。顯然，用制度原因是沒法解釋這個現象的。

除了科技本身沒有意識形態之分，中國官方對科技人才、科研活動和科技創新，可能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樣，施以過多的意識形態限制外，合理的解釋是，中國工業能力的強大，建成了世界上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對創新帶來了促進作用。從科技史來看，科技理論和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多是產業和技術進步的結果。

一個國家產業沒有發展起來，工業能力不強，政府和企業是不會有更多的資本和資源投入研發的，從而也就不可能有技術進步。中國的產業和技術曾長期落後，一直到改革的初中期，都沒有太大改變，工業基礎薄弱，技術水準低下，政府和企業的研發投入少得可憐，這當然就不可能帶動科技的大發展。但如今，中國已成為製造業大國，製造業規模比美德日三國加總還要多。

科技創新從來是在技術進步中，為因應工業發展，解決產業遇到的瓶頸而出現的。中國全產業鏈的優勢和強大的工業能力，為社會源源不斷的科技創新提供了需求來源和應用場景，也為快速實現各種科技創新提供了從設計、打樣、開模、試製到大規模生產、不斷反覆運算的強大支撐，如果從這個背景去看DeepSeek的崛起，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因此，有必要糾正中國人不能進行原始創新的習以為常認知。DeepSeek這次代表中國科技前沿領域的創新，或許表明中國確有能力進行原始創新，只差「臨門一腳」。當然，要突破「臨門一腳」，也並非那麼容易，這取決政權對創新需求的自由空間的壓制（多少有所壓制），和創新需要深厚的技術積累兩者之間，哪個在具體的創新中影響大一些。

中國雖然在科技原創上現在信心大增，然而，要打破原始創新的瓶頸，恐怕還要等待一段時間，需要更多的技術積累和更自由的探索氛圍。假如中國政府能夠因勢利導DeepSeek的鯰魚效應，或許會加速這個突破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