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台灣司法的痛點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尼爾‧戈薩奇最近出版新書《過度裁決：過多法律造成的民眾損失》（Over Ruled: The Human Toll of Too Much Law），他在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弗郎奇訪問時，談話涵蓋了很多內容，包括法規繁多混亂和認罪協商濫用的問題。在台灣很多人認為行政單位濫權、司法單位恐淪為執政黨側翼的今天， 頗有參照價值。

訪談部分重點包括：

一、許多普通、勤奮、正派的美國人試圖盡力而為，無意傷害任何人，卻陷入他們不知道存在的規則或法律的高牆中。美國立國先賢麥迪遜認為，過多的法律會帶來危險，第一，你開始失去自由，第二，它對不同人群的影響不同。因此，有錢人和有關係的人可在迷宮般的訴訟和監管中找到出路。但普通美國人不能。

舉例而言，複雜性是對強者和富人的補貼。換句話說，政府、大公司、人脈廣和富有的個人可以處理所有法律的繁文縟節。但普通美國人很掙扎，有時一般美國人甚至很難理解法條內容。

二、認罪協商氾濫：一位年輕的網路企業家亞倫‧斯沃茨，他熱中於讓大眾取得他認為應屬於公共領域的資料，其從一個數位資料庫下載了一堆舊文章並上傳於網站中供大眾使用。後來該資料庫和他協商了一個解決方案，州政府官員也撤銷了刑事指控，但聯邦檢察官仍指控他犯下多項重罪。當他拒絕認罪協商時，他們提出讓他入獄4到6個月，而他認為這是不對的，他想要接受審判。聯邦檢察官就增加了一大堆額外的指控，這讓他可能得在聯邦監獄裡待幾10年。對此，他失去了支付律師費的資金。最終，他在審判前不久自殺了，這是微罪讓人破產甚至崩潰的一例。

認罪協商在50或100年前基本上不存在，而現在97%左右的聯邦刑事指控都是透過認罪協商解決。對美國人來說，面對法律，失去了陪審團明智的制衡。

三、根據一些估計，聯邦法規每年增加大約有200萬字。現在美國大約有5000部聯邦刑法。據估計，監管法規中的聯邦犯罪項目多達30萬起。當政府有如此多的法規並如此迅速地制定時，它會變得很混亂。例如據報導，美國國稅局的電話客服，約有1/3會給錯誤答案。

這些美國的沉痾對台灣人來說不陌生，「小蝦米對大鯨魚」比比皆是，尤其在行政立法一把抓時代，強行通過反滲透法、國家安全法等，大小事皆可無限上綱，近例是本次大選前台北市41位里長到大陸訪問，被控接受優惠價格旅遊，受對岸統戰，此乃刻意低估台灣人智慧，亟盡恐嚇能事。

在認罪協商方面，於高虹安涉嫌詐領助理費案中，相似案件判決大不相同。前助理「公衛文」王郁文因貪汙台幣466元，被判2年，緩刑5年。調查期間檢察官一再促使她認罪，換取緩刑，遭到拒絕。7月底一審判決，即使法官重判高虹安，也只得判王郁文緩刑，但兩年刑期，仍何其沉重。

以上兩例均讓人質疑中華民國究竟是不是個法治國家？司法公平正義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期盼行政、立法與司法單位能苦民所苦，力圖矯正。

（本文取自8月24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