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鏡新加坡 慎思資產中心利弊

為落實賴清德總統競選時「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政見，金管會於日前宣告選定高雄作為示範特區，並積極鼓勵銀行南下設點。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主要是希望能將資金留在台灣，使其能進一步提升金融周邊產業之發展，而所謂的資產管理，其實還是著眼在高資產族群身上。

但平心而論，金融中心能否發展起來，除了金融法令本身的靈活度之外，稅賦及周邊配套措施是否完備更是關鍵因素。以目前時下高資產族群最關心的「家族傳承」為例，許多有錢人為了讓財富能永續傳承，會選擇透過信託方式進行，但若仔細觀察會發現，台灣的高資產族群鮮少以境內信託作為傳承的工具，反而是把資金移往海外成立境外信託，原因就在於台灣的信託制度，無論是在稅賦優勢及靈活性上，都遠不如鄰近的香港或新加坡。雖然金管會近年來也積極推動台灣信託產業的發展，但信託法的主管機關畢竟是在法務部，而稅賦歸財政部管，各部會又有自身的本位主義考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信託發展始終難以有所突破。

近年來各產業的發展都日趨極端化，幾乎只剩下0與1兩個選擇。鄰近台灣的香港及新加坡早已是享譽國際的金融中心，其競爭力不單只是金融業本身，還包含了擁有相當完整的產業供應鏈（例如會計、法律、信託及保險等）作為配套。

而台灣長期以來的問題，就是每個政策都是由單一部會主導，導致政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欠缺整體點線面的串聯，因此難以帶動整體產業的鏈結與擴大。如果行政院還是用過去那套方式來推動這個計畫，最終的結果也只是讓亞洲資產管理中心淪為一個口號。

台灣要發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實在應該以新加坡作為借鏡；該國為吸引高資產族群將資金移入，方方面面地打造了相當完善的配套措施，無論是居留權、賦稅優惠、信託法令等，都能夠以專法的方式進行差別化的規範，而這也是新加坡能快速吸引國際資金大舉移入的關鍵。

然而這種差別化管理，雖然可於短期內達成政策目標，但也加速造成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依據國外雜誌的研究調查顯示，新加坡的基尼係數（反映貧富差距之指標）增幅，在過去15年內高居全球之冠，這是獨厚特定產業所必然面臨的代價，也是執政者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本文取自12月7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高雄市會計師公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