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政策是一場政治經濟學博弈

川普二度進駐白宮，延續其特立獨行的執政風格，也再次點燃了全球對「關稅治國」戰略的關注與爭議。從2018年起，他便將關稅作為執政主軸，挑起了一連串貿易摩擦，尤其針對中國、墨西哥、歐盟等主要經濟體發起高強度的關稅攻勢。這一做法不僅打破了二戰以來以自由貿易為基石的全球經濟秩序，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震盪和學界的激烈爭論。

有人認為，川普的關稅政策正在摧毀全球經濟秩序，損害美國國家利益，是引發「川普衰退」的導火索；也有人主張，川普正在深刻改變全球經濟的運行邏輯，重新定義國家間的競爭方式。從表面看，關稅似乎只是調節貿易逆差、保護本國產業、刺激製造業回流的經濟工具；但從更深層次而言，它是一場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博弈，體現著國家意志、選舉政治、安全戰略與全球秩序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

川普的「新關稅主義」並非憑空產生。19世紀末，美國為扶持本土初生的製造業，實行了一系列高關稅政策。1861年出臺的莫里爾關稅法案、1890年的麥金利關稅法，均屬此列。這些措施有效阻擋了歐洲工業製品的衝擊，扶植了本土鋼鐵、鐵路、機械等產業的崛起。正是在這一保護下，美國於1872年首次在工業產值上超越英國，邁上世界強國之路。

川普對這段歷史了然於胸。他痛批中國「偷走了美國的製造業」，指責自由貿易「出賣了美國工人」，承諾要如19世紀的前賢一般，用關稅為本國工業撐起保護傘。他提出「美國優先」的口號，本質上是借助歷史記憶為其關稅戰略賦予合法性，試圖將國家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重新結合。

然而，19世紀與21世紀的國際經濟結構已迥然不同。彼時的高關稅戰略是在全球經濟尚未一體化、產業鏈尚未全球分工的條件下推行的。而當下，全球化早已將各國經濟深度綁定，跨國供應鏈盤根錯節，試圖通過關稅重建貿易壁壘，不啻於逆水行舟，極易引發多米諾骨牌式的反作用，最終反噬本國經濟。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川普首任期間，美國對中國等經濟體加關稅，短期內看似遏制了部分進口，然而成本最終卻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物價上漲、製造成本上升、農產品滯銷、就業崗位流失等後果接踵而至。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關稅是一種扭曲資源配置的次優政策，它抬高商品成本、削弱競爭力、降低消費者福利。然而在川普眼中，關稅的首要功能並非經濟效能，而是政治動員。他的基本盤集中於「鐵鏽帶」州，這些地區曾是美國製造業的中樞，卻在全球化浪潮中凋敝衰退。對那裡的民眾而言，關稅不僅是一種經濟保護傘，更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國家「沒有遺忘我們」，象徵著「要重新奪回失去的工作與尊嚴」。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心理基礎上，川普推動的關稅政策不僅成為一種經濟手段，更演變為政治儀式和選舉工具。他從未掩飾自身的政治意圖，在其設想中，通過對中國產品加徵高額關稅，可以迫使跨國企業撤離中國，從而打亂中國的產業升級路徑，減緩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遏制其全球影響力的擴張。

川普政府還將關稅與國家安全議題綁定，將之延伸至技術封鎖、投資審查、關鍵材料供應鏈重組等更廣泛的政策維度。這一轉變表明，美國對自由貿易全球化的信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戰略競爭時代」的治理邏輯：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已不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權力最大化、是主導權的重新分配。

而且川普作為一位共和黨總統，原本應代表小政府、自由市場與貿易開放的理念，但他卻以行政手段推行保護主義，強化國家干預，實際上走上了「大政府」與「經濟主權」的道路。

川普的關稅政策也在重塑全球經濟秩序。過去，美國以自由市場秩序締造者自居，主導WTO等多邊機制，宣導規則優先。而川普任內，美國頻頻採取單邊主義行動，退出TPP、重談NAFTA、繞開WTO與中方直接談判，這一系列舉措不僅令盟友寒心，也削弱了美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制度話語權。

具攻擊性的「無差別對等關稅」理念，更是赤裸裸地將關稅工具化為脅迫他國的談判槓杆。在這一邏輯下，美國以其市場體量為籌碼，迫使他國接受美式規則。這一策略雖在短期內受到部分國內企業歡迎，卻在國際社會引發廣泛不滿，加速各國尋求「去美化」、「去美元化」路徑，長遠來看反可能動搖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根本地位。

今天，我們必須以更宏觀的視角審視川普的關稅政策。它不僅是一項經濟策略，更是制度性博弈，它既是對自由貿易秩序的挑戰，也是對全球化範式的回應；既源於美國相對衰退的戰略焦慮，也映射出一場全球治理理念的重估與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