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對美談判 不能黑箱作業

針對日本、新加坡視為「國難」的川稅風暴，現階段台灣政府對台美談判進度，僅願透露「已列首批談判對象」、「過程順利」、「結果健康」。至於具體細節，則如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所謂「基於台美默契不說明」，至今猶諱莫如深。

雖有稱被美納入談判第一梯隊名單，然該訊息既未經美方證實，且按經驗法則，美方或是「柿子挑軟的先吃」，也恐係外傳的要求台灣「以債券換安全」；後舉更被央行總裁楊金龍視同「倒債」，故不容過度樂觀。其他潛在不利台灣談判因素，例如綠營對美立場軟弱、政府應對準備不足、內閣欠缺財經與貿易談判專業人才，太早送出台積電籌碼與亮零關稅底牌等，數不勝數。何況談判對手又是川普，如此談判前景怎能叫台人安心？

卓榮泰既希以雙邊貿易協定（BTA）精神為基礎進行協商，則懲前毖後，此番不管台美是否真能白紙黑字的簽訂書面協定，依據條約締結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立法精神與適用前例，並參考近來對外重大經貿談判與協議簽署過程，例如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我認為今後台美間合意，包括訂立（事前）、生效（事中）與履行（事後）程序，都應符合下述憲政權力制衡與民意參與要求，不能任由行政權規避監督，才能一定程度避免談判陷入退無可退窘境，降低國家及人民利益被讓步出賣的風險。

事前：立院各黨即將組團赴美溝通，但依法談判主辦機關與美獲致合意前，原得就談判之方針、原則及可能爭議事項，適時向立院說明並於相關委員會報告。反觀台灣朝野或行政、立法機關間，可能受罷免活動影響，似未見此互動。

儘管由立委直接參與談判與協定簽署，不無欠缺專業、意見難以團結、機密外洩等弊病；然談判前後，立院整體仍得要求函送資料、聽取專案報告、召開公聽會、行使質詢及調閱權，及院會作成決議，敦促談判單位辦理等手段以間接參與。

事中：台美間合意如涉法規制定修正，立院當然有權決定是否通過。如為書面協定，不論內部審查程序是採審議（涉法律修正）或備查（不涉法律修正），亦不論是採逐條或包裹表決，立法院應堅持對協定內容享有最終核准、附加保留條件批准，或作成修正條款決議，再責談判單位與美另行協商之權。

事後：原則上基於締約責任、誠信原則及國際法「信守條約」精神。台美都應完整忠實遵守已成立生效的談判合意，並受其拘束。但不容諱言，鑑於本次協商牽涉利益巨大、內容複雜，可能包含關稅與非關稅的投資、採購、對陸貿易「洗產地」等問題，雙方能否簽署正式協定，亦屬不明；對象又是高度不確定、難保不會出爾反爾的川普政府。故縱使不能爭取到違約罰則、比照ECFA的任意主動終止條款，或訴求國際組織的法律救濟途徑，惟行政與立法機關日後在編列和審議預算、修訂相關法規時，仍應預留彈性與自保空間。

容許立法權介入參與對外協商，看似繁瑣、增加交涉難度，但可同時強化監督並有助條約締結法制化。尤其此際讓立院扮黑臉，發揮民意後盾與防線功能，等於為台灣屈居弱勢的對美談判憑添底氣，孰曰不宜？

回顧立院審查兩岸服貿協議歷史，此際倘當局一面喊「脫中入北」，一面抗拒民意監督、不公開透明協商。萬一談判結果大幅犧牲自身權益，屆時如何面對太陽花學運期間「賣台」、「黑箱作業」等指責？今昔雙標恐難自圓其說。

（本文取自4月17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