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成就了清華國學院和「四大導師」

中國教育史上非常值得注意也是非常動人的事件之一，應數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聘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為「四大導師」，標榜「用現代學術觀念來治理傳統中國學問，主要研究古代中國經史古學，並培養國學教師以及學術研究人才」。

國學研究院從一九二五年開辦，一九二八年結束，招生四屆，畢業學生七十四人。名師出高徒，其中較為台灣讀者所知的有王力、劉節、張蔭麟、蔣天樞、黎東方、季羨林這些人。

提起清華大學，大家首先會想到校長梅貽琦，事實上在設立國學院時，校長是曹雲祥，梅貽琦是教務長。

當時清華有三大教學部門，即國學研究院、大學部和留美預備部。國學研究院由吳宓擔任主任。學院成立和聘請導師，是由吳宓經手的。他自己學養深厚，而對人謙恭有禮，所以能請到四大名師。

國學院原來想延攬胡適，胡適說他的學識不夠資格。他推薦章太炎，章太炎不就，梁啟超推薦陳寅恪。曹雲祥問陳有什麼學位？陳寅恪留學各國，只「讀書」，不讀「學位」，梁啟超很不高興的答覆曹雲祥，他梁某人也沒有學位；若論學問，則遠遠不及陳寅恪。於是「四大導師」就此定案。其實，吳宓自己也夠資格作「導師」。較之王、梁、陳、趙，他並不遜色。

吳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出生在陝西省涇陽縣。他從小聰慧好學，十七歲進入清華學堂，二十三歲赴美留學，先到維吉尼亞大學攻讀英文，獲文學學士學位；又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

二十七歲那年，吳宓回國，先後在南京高師、國立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任教，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雖然主要介紹西洋文學，但他主張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應有價值，不贊成「全盤西化」，對倡導白話文的胡適有些意見。一九二五年，吳宓來到清華大學，在外文系任教。後受命籌建清華國學研究院，居然在短短幾個月內，請來了梁、王、陳、趙四位頂級大師，轟動了整個學術界。

請大師並不容易。譬如，王國維曾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在學界地位也高。《南方人物周刊》在〈沉重的虛無〉一文裡提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中旬，吳宓到王國維家中送清華的聘書。一進廳堂，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再說明來意。王國維到職後對吳宓說：「我本不願意到清華任教，但見你執禮甚恭，大受感動，所以才受聘。」

在清華期間，吳宓被視為「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巨大感召力，還在於他的「奇特」，和身為老師的一絲不苟。

吳宓的學生、在大陸有「國學大師」之稱的季羨林，曾在《回憶雨僧先生》一文中說：「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

在課堂上，吳宓也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清華學生、曾任中華民國駐希臘大使的溫源寧，在〈吳宓先生〉一文中描寫道：「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麼長，總是背誦。無論講解什麼問題，他跟練兵的士官一樣，講得有條有理。」

西方語言文學大師、曾在清華和北大任教的李賦寧，在回憶吳宓時說：「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苟。這種嚴謹的學風薰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采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

在別人眼中，吳宓還是個非常注重儀表的人。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共同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由於戰事吃緊，校址幾次搬遷。西南聯大學生劉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一文中說，即使在這樣的戰亂中，「無論在長沙、南嶽還是蒙自、昆明，吳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臉上的絡腮鬍刮得光光的」。但是，注重儀表整潔不等於在生活上花大錢。相反，吳宓節儉自律，不吸菸不喝酒，平常粗茶淡飯；一頂蚊帳從一九三八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將近四十年。這樣的吳宓，同時非常願意幫助別人。

他曾自言：「宓就是樂於助人，並無其他目的，亦不望人報答。」二十世紀三○年代，一名學生要去美國留學，可是費用不夠，無法成行。吳宓知道後，慷慨解囊，資助三百元，還再三說明這是贊助，不用償還。

抗戰勝利後，由於個人原因，加上國共內戰北方動盪不安，吳宓沒有隨大家北歸，而是留在了西南。輾轉幾所大學後，一九五○年十月，他最終在西南師範學院落腳。那時候，他最忙的就是發工資的那天。忙什麼呢？給親友、學生匯款支助他們。每次匯完款，他自己就所剩無幾，甚至要向鄰居借錢。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會想：一九五○年，中共已經取得政權了，吳宓怎麼沒在一九四九年出走，而是留在了大陸呢？一九四一年，吳宓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也就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三十位學者之一。這樣的大師，國民政府不爭取「帶走」嗎？

當然不是。《先生歸來》一書記錄：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杭立武、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特地以學生、老友的身分，安排專人到西南師範學院相邀，希望吳宓去台大任文學院長。來人軟硬兼施，把吳宓塞進汽車帶到賓館，準備第二天飛往台北。結果，吳宓半夜藉詞去廁所，偷偷溜了出來。除了台灣方面的力邀，吳宓原本還有機會赴美國講學，錢穆也多次邀請他去香港，共同創辦「新亞書院」。但是，他最終放棄了這些機會。

為什麼選擇留在大陸呢？我們或許能從吳宓的日記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說，自己「似蘇格拉底之願死於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終身出亡、淪落異域者矣」，認為「父母之邦，不可棄也」。那時，吳宓不知道中共將給他的故土帶來怎樣的災難，也無法預料自己將為留下的決定，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

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吳宓因評論簡體字的不當與不便，被打成右派。「文革」時更是因此被批鬥，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兇」等帽子，他被下放到四川梁平縣勞動改造。

曾和吳宓有過交往的李永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親眼目睹的一些「批判」場景：一種是「群醜亮相」，就是把包括吳宓在內的數十個「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網球場掛黑牌、戴高帽，「坐噴氣式飛機」，讓烈日曝曬。這些人一個個被折騰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苦不堪言。第二種是遊街示眾，吳宓等這些「黑幫分子」掛著黑牌、押著到北碚遊街，進行人格侮辱，如若哪個敢不低頭或走得慢了點，就要被罵被打。

還有一種是「開小灶」，就是在大禮堂單獨批判吳宓。李永暉說，儘管場內瀰漫著濃濃的「火藥味」，先生總是埋著頭、眯著眼，一聲不吭。一位「小將」見先生如此「頑固」，就氣急敗壞地衝上台，揮起皮帶朝他頭上一陣猛抽。吳宓痛苦地用雙手捂住頭頂說：「同學，別打了，已經流血了。」

吳宓長期寫日記，他在日記中記錄了一些挨鬥場景。在1969年5月9日的一次大會上，他被兩個學生狠狠從高台上推下來，摔斷左腿。之後，他拖著斷腿被迫跪坐在地上，「鬥爭凡歷三小時」。大會結束後，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兩日未飲、未食，亦未大小便」。即使這樣，他還要被迫寫交代材料，接受批判。

腿斷後，吳宓只能爬著要幾口水喝、幾口飯吃。有時，連水飯也沒有。一次，他困在工棚裡，對著窗外大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當腿腳稍微好一些後，他又被派去做掃廁所、刷尿池、刮糞便一類的活兒。

到1974年「批林批孔」時，飽經政治迫害的吳宓堅持不肯批孔子。他說，「如果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他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當時這個罪名，可是不得了的重，所受的折磨也就不難想像。

1977年，八十三歲的吳宓生活已經不能自理，堂妹吳須曼在「請示上級」後，把他接回陝西涇陽老家照料。每次吃飯時吳宓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訴他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不請示了。」有時候夜間，他起床喊：「快開燈，我是吳宓教授，我很餓，給我一碗稀飯喝吧。」1978年1月14日因突發腦血管疾病入院治療，1月17日病逝，八十四歲。

吳宓與陳寅恪兩人當年都是名家，他們的學術活動及友誼，為二十世紀學術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之一。

吳宓的女兒吳學昭，以父親的日記、書信、遺稿為依據，寫成《吳宓與陳寅恪》這本書，記錄了吳陳兩人從哈佛同窗、清華同事、西南聯大和燕京大學講學，直到抗戰勝利後勞燕分飛、四川與廣東相隔，但仍書信往返，維持了半個世紀的友誼。其間還蘊含了他們對中華文化、對中國傳統價值的堅守。

吳宓1917年從清華畢業後赴美留學，兩年後，在哈佛大學讀書時，經同學俞大維介紹，結識了從歐洲來此遊學的陳寅恪。時吳宓二十五歲，陳寅恪二十九歲。兩個年輕人都志在學術，情趣相投，很快就成為密切來往的朋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