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度劫波(上)

照片中是陳真仁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寫給我母親的信。陳真仁是一九五五年解放軍授銜時七個女上校中的一位，她的丈夫傅連暲，是曾經救過毛澤東性命的國家衛生部副部長、解放軍衛生部副部長，一九六八年死於秦城監獄。

而我的父親也在文革中自殺。

上世紀六○年代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組長的我母親，接到任務，為傅連暲整理回憶錄。

傅連暲上世紀二○年代是福州長汀福音教會醫院院長。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後，起義軍南下廣東潮汕經過長汀時，福音醫院接收治療了大批紅軍傷員。當時紅軍著名人物陳賡左腿中了兩槍，就是由傅連暲手術治療保住的。一九二九年朱（德）毛（澤東）紅軍到達長汀，傅連暲結識了毛澤東，還為毛澤東治好了瘧疾。

三○年代初，紅軍轉移，傅連暲將醫院儀器藥品裝了八大箱，隨紅軍一同轉到了江西瑞金，在那裡建立了紅軍第一所醫院，並任院長。

一九三四年，毛澤東因黨內鬥爭，被剝奪了領導權，隻身到了于都。在那裡，毛澤東再次得了瘧疾，高燒數日，奄奄一息。傅連暲得知後，策馬跑了近兩百里路到于都，日夜照護毛，經過數日悉心治療照護，把毛澤東從死神手中救了回來。接下來，紅軍因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開始了長征，傅連暲也隨隊開始了跋涉。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傅連暲被任命為國家衛生部副部長，解放軍衛生部第一副部長。

我母親的任務就是將傅連暲這一段歷史整理出來。經過一段時間採訪傅連暲，母親將傅連暲二十多年的革命史整理編輯形成文字。這期間，我母親也認識了陳真仁。

陳真仁是陝西人，一家十二口人在三○年代參加了紅軍，而只有她一人活著迎來了新中國。一九三八年，她在延安與傅連暲結婚。五○年代，她任總後勤部衛生部藥材處副處長，而我母親也是抗戰時期參加新四軍的，兩人的共同經歷使她們成為好友。

後來，傅連暲回憶錄在報刊雜誌連載，因為反響很大，出版社結集出版了「在毛主席身邊」一書。書籍出版後，發行量一下超過了幾十萬。

一天，傅連暲的秘書提了一個袋子來到我母親處，說是出版社給傅連暲發的稿費，有幾千元。當時人民幣最大的面值是五元，幾千元的現金裝了一大手提袋。秘書說：「傅部長說，文章都是你寫的，這稿費自然他不能領，讓我帶來給你。」我母親一聽急了：「這怎麼行！這是我的工作任務，稿費怎麼可以給我。不行不行。」我母親堅決不接受稿費，讓秘書把稿費帶回去了。

一九六一年，我父親接受總政任務，去採訪毛澤東樹立的人民公社典型王國藩。在採訪期間，父親染上了肝炎。但這次採訪要寫的文章，是要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的，「紅旗」雜誌是當時黨最權威雜誌，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起被稱為「兩報一刊」，是上至毛澤東，下至普通幹部必讀的。父親為了趕這篇稿，顧不上去看肝病，後來發展至黃疸了，轉氨酶高得嚇人。

我母親急壞了，慌亂中趕緊打電話給傅連暲。傅連暲安慰我母親別慌，他立即打電話給三○一醫院，安排專家和床位，馬上接我父親入院。經過一段治療，父親的肝炎治癒了。

一九六四年底，父親從總政調往廣州軍區任文化部負責人，全家隨之將一起搬往廣州。臨行前的一天，傅連暲來我家送行，拿出一台精美的半導體收音機對我母親說：「稿費你不收，我買了台半導體收音機，你收下。」這台半導體收音機可收中波、短波，在當時是非常稀罕的東西。但我母親依然非常堅決不收，傅連暲拗不過我母親，只好帶回了半導體收音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