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要把農民當(上)

小學五年級時，音樂老師教我們一首歌，並讓我作為童聲領唱，在一九六四年春節前的學校聯歡會上演唱：「我有一個理想，一個美好的理想，等我長大了要把農民當，要把農民當。」然後由大家合唱：「種出稻米堆成山，種出棉花裝滿倉……。」

其實那時我的愛好是畫畫，班上的牆報常由我設計，理想長大能成為畫家，一點也不明白當農民是什麼概念。在排練完後，有個調皮搗蛋的同學竟然把歌詞改成了「等我長大了要把老爺當，要把老爺當」，引得哄堂大笑。這是六十年前的一幕。

可當時誰也沒想到才過了兩年，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了，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讀書無用論」和又一陣「復課鬧革命」宣傳，到了一九六八年中學畢業，那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有著深遠影響的最高指示下達後，我們這批學生就真的成了「一遍紅」--必須去上山下鄉當農民的老三屆。

一九六九年初，學校公布了我們上山下鄉的七個省：黑龍江、吉林、安徽、江西、內蒙古、貴州和雲南，老師說，不如早點報名，可以選個比較喜歡的地方，晚了怕就沒得選了。我一想是啊，回家就翻地圖冊，對這幾個省的地理氣候做了一番研究。我從小怕冷，在上海，每年冬天手上腳上都會生一些凍瘡，去北方肯定吃不消，雲南似乎比較適合我。

於是與父母商量後，就去學校報了名去雲南。當時父母心中雖然不捨十六歲的兒子遠去，但在那個年代，又有什麼辦法呢？

沒過幾天，我收到了被批准的通知書，憑通知書，我去商店購買了一個旅行袋、兩節大號電池、牙膏一支、棉毯一條、解放軍跑鞋一雙和竹殼熱水瓶一個。每購買一樣東西，售貨員就在我的通知書背面蓋個圖章。如今在中國的商店，商品琳瑯滿目，貨物多到賣都賣不完，哪裡還能想像當年物資竟如此匱乏。

我從十三歲起，喜歡上了安裝無線電收音機，買了幾本書利用課餘時間自學，再買來三極管、電阻電容等零件安裝收音機、擴音器。經過幾年的實踐，到一九六九年，我的技術已經相當不錯了，能夠安裝質量穩定的八管三波段的收音機和幾十瓦的擴音器。大多是幫親友安裝，他們只付購買零件的費用，只要商店購買成品機器的四分之一，我得到的是練習的機會和經驗。

隨著水準的提高，我感到半導體方面的發展前景是多麼大。我想要是能到學校正規學習，將來當科學家，那該多好啊。

為了安裝高品質的音響設備，必須自己製作喇叭箱，這就需要木工技術。於是我利用文革學校全面停課的時間，去離家不遠、在北京路上一家工廠的木工車間義務勞動。那時文革進行了一年多，工廠裡相當亂，工人們工作十分鬆散，有些上班時還在幹私活，我去幫他們刨刨木頭、鋸鋸木頭、鑿鑿榫眼，他們都滿歡迎。

我的恩師陳俊英可以稱得上是教學的天才，照著他教的刨、鋸、鑿這些基本工的訣竅，只斷斷續續地練習了一年多，他就說：「你已經基本掌握了木工技術了，今後你只要多練習多動腦筋，就可以愈做愈好，並想做什麼木製的東西就都可做出來了。」後來確實證明他的話是對的，因為我後來做一般的家具不覺得困難，連製作提琴也全靠了當年的基本技巧。

收到那張通知書是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正逢那年農曆大年三十，二月二十一日去學校報到，是大年初五，我領到了三月二日的火車票。這時離出發只有八天，我趕快準備行李，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外，我想裝個收音機自己用，可是來不及了，只裝了一半，只好都帶去雲南再完成了。我把萬用電表、電烙鐵等工具都裝在行李箱裡，此外，我還帶了所有的木工工具，這些東西日後都派上了用場。

拿著那張通知書，去派出所註銷了戶口，再去糧管所領了三十斤全國糧票。

很快到了三月二日，大清早在家門口告別了父母就出發了，先到學校集合，後來由客車送到專門運送貨物的彭浦火車站，我的一個箱子交托運後，隨身攜帶一個帆布旅行袋上了火車。

車站滿是送行的，我們搭的是專列，這一批知青有一千零十六人。大概是早上九點鐘，火車「嗊咚」一聲起步了，頓時「哇」哭聲四起，愈來愈響變成一片，車愈開愈快，我看到窗外有個小伙在追著車奔跑招手。我從未想到會這樣，也沒想過要哭，可這樣的場景沒見過，鼻子一酸，眼睛就被淚水弄糊塗了，但我沒哭出聲音來。直到列車離車站遠了，大家才安靜下來。

吃飯的時間到了，有人給我們車廂送來了熱的飯菜。我拿了一盒慢慢吃，卻看到鄰座幾個拿了飯不吃，直接連鋁製飯盒一起扔到了車窗外，再過一會兒還有人吃完飯，也開窗把飯盒丟了出去。過了兩天，護送我們這批知青的上海工宣隊老王來我們車廂告訴我們，這次為我們第一批知青新買了一千多個鋁製飯盒，現在只剩下三百多個了，今後只能分批吃飯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