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度上大學(上)

我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早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後又作為庚款留學生赴英國留學，歸來後一直在大學裡擔任教授；我母親也是浙江大學畢業的。我們家幾個孩子從小耳濡目染，都認為我們將來也是要上大學的，是我們成長的必由之路。然而，除了我大姊在文革前考上大學之外，我們家其他幾個孩子在適齡時期上大學的夢想，都因為「文革」而未能實現。

我中學畢業，正趕上了文革時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被送去黑龍江農場務農。那時大學停止招生已經有好些年了。

七○年代初，大學重新開始招生，但普通大學的學制被縮短為三年，並強調教學與科研和生產結合。招生對象為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二十歲左右，具有相當於初中畢業水平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史稱「工農兵學員」；有關招生的通知中，還提到要注意招收下鄉「知識青年」。

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我還是很興奮的，以為機會來了。然而事實卻不是我想的那樣。

首先，招收的學生少，每年分給我們分場上大學的名額只有一兩個，真的是僧多粥少。其次，錄取學生並非通過考試選拔，而是採取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方法，能不能上大學其實就是所在單位的領導說了算。

當年我們分場能被推薦並得到領導批准上大學的，大多是兩類人，一是所謂政治上過硬的，即出身工農家庭，最好本人還是共產黨員，或者已當上幹部的。二是父母有門路的，透過各種關係將他們的孩子送入大學。我雖然在農場努力工作，表現不錯，但上述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所以上大學根本無望。

大約兩三年後，政府又發了一個通知，說是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也要重視招收學員的文化程度，規定要對推薦上來的人進行文化考查。

這個消息並未在我的心中激起波瀾，因為這項規定對原來的招生方法並沒有做多大的改變。之所以要有文化考察，並非是要引入競爭機制，而是因為之前招進的學生中有很多人文化基礎太差，接受不了大學的教學內容，所以才要採取這樣一個措施來把關。不管怎麼說，那時我對上大學這事已是心灰意冷。

七○年代中期我回到上海，街道辦事處安排我去挖防空洞，掙一點生活費。大約半年後，街道辦事處找我談話，說是現在中學老師奇缺，上海市政府決定讓上海師範大學舉辦中學教師資格培訓班，回城的下鄉「知識青年」可以參加這個培訓，結業後去中學當老師，問我願不願意去。我心想自己現在沒有正式的工作，培訓後到中學教書，就有了國家編制的鐵飯碗，而且讀師範院校不但不要學費，吃住也不要錢，真挺好的，於是就報了名。

其實我參加培訓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想上大學，儘管我也知道培訓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年兩個月，但畢竟我能跨進大學的校門。

當時的上海師範大學，是由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師範學院合併而成的，我所就讀的中文系在原華東師範大學的校園內，學校的環境不錯，是一個可以潛心讀書的地方。但當時強調教育和工農相結合，所以我們有不少時間是在工廠和農村度過的，當時稱為「開門辦學」。比如寫作課是讓我們下工廠，為廠裡寫通訊稿或宣傳稿，而教學實習也是在上海市郊區農村中學進行。

不過我們班的學生學習都很努力，回到課堂上課都非常認真，下課後都去圖書館裡埋頭讀書，還買了很多專業書籍，至今我還保存著當時買的一本古漢語虛詞詞典。但畢竟培訓的時間較短，很多師範本科生應該學的內容都沒有接觸，就去中學教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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