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愚人節被愚弄

每年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民間節日愚人節，人們以各種方式互相捉弄及取笑，就連嚴肅媒體也散布些無傷大雅的假新聞來娛樂大眾。但如果玩笑開得過大，就可能引起民眾恐慌；因此政治人物都避免在愚人節發表演說或舉行重要活動，免得有愚民之嫌。

可在世界東方，偏有人不信這個邪。五十六年前，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林彪作政治報告，那天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正值愚人節。現在看來，林彪報告是不折不扣的愚民報告；而當年的我又是不折不扣的愚民，竟做出漏夜抄錄林彪報告的傻事。

文革期間，大學畢業生被發配到農村接受「再教育」，我去到人稱江蘇西伯利亞的窮地方濱海縣的一個村落。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晚八時，半導體收音機傳出九大召開的新聞，接著播送林彪報告。這是天大的消息，城裡肯定連夜慶祝；可當我們把這特大新聞告訴正在開會的農民，他們竟漠漠然無動於衷，散會回家睡覺。

只有大隊書記有興趣，問我們：「能不能把林副主席的報告記錄一份，好早點學習？」若在今天，這是舉手之勞，用電郵或互聯網分分鐘就能搞定；然而在半世紀前，這些通訊工具都沒有，要看林彪報告只能靠報紙。濱海不通鐵路，報紙用汽車由南京運到縣城要一天，再轉運到公社需一天，大隊派人到公社去取又花半天，因此看林彪報告要等三天。

大隊書記雖然用商量口氣，實際就是交代任務，身為「被教育者」，豈能不執行？我們小組共六個「被教育者」，大伙認為記錄林彪報告務必百分之百準確，每個字、每個標點符號都不能錯。文革時有人粗心大意，抄毛語錄寫錯一個字，就被打成反革命，這樣的慘事不得不防。

很明顯，要是跟著常規廣播來記，難保準確，該怎麼辦？有位同伴說，唯一的辦法，是跟著北京廣播電台的「記錄新聞」這檔午夜節目來抄，播音員慢慢讀，每句話重複兩遍，遇到冷僻字加以解釋，遇到逗號報「逗號」，遇到句號報「句號」，遇到新的段落報「重起一段」。不過這樣一來，記錄文章要花很長時間。

抄記林彪報告要花多長時間？誰都不知道。我們六個人分成兩組，每兩小時輪換。每組一個人聽廣播抄記草稿，另一個人依據草稿繕寫一式兩份，再由第三個人校對，確保不出錯。

那個春寒料峭的長夜萬籟俱寂，農民們早入夢鄉，唯有我們幾個，聽著半導體收音機傳出的微弱聲音，就著油燈黃豆般大搖曳不定的火苗，逐字逐句記錄林彪報告，那情景頗像地下工作者，守著祕密電台抄收情報。就這樣，我們送走長夜迎來黎明，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抄完。當我們把長達二十多頁的林彪報告遞到書記手上，他非常驚訝，說自己不過隨口一說，沒想到我們竟當了真，居然還辦成了。

其實我們漏夜抄林彪報告，也有自己的考慮。正值青春年華的我們，被發配到一無電、二無鐵路、三無自來水的窮鄉僻壤，與世界幾乎隔絕，專業知識無用武之地，只能臉朝地背朝天幹農活，這種無望生活何時才是盡頭？我們非常苦悶，但也明白只有文革結束，才可能有出路，因此就期望林彪報告能傳來好消息。

然而我把抄錄的報告從頭讀到尾，就徹底失望了。報告強調「千萬不能忘記階級鬥爭」，強調要「繼續進行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革命」。我意識到這蹉跎歲月還得繼續，事實上我在那窮鄉僻壤又熬了九年，直到毛澤東歸西後，文革被徹底否定，命運才有了改變。

文革時期有句口號叫做「宣傳最新指示不過夜」，我們讓書記提前兩天看到林彪報告，以為他會召集農民宣讀，可等了一天多也不見動靜，不免感到奇怪。傍晚我路經生產隊的糞坑，無意間瞥見裡面飄浮著兩片紙，似乎有些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正是我們抄錄的林彪報告。我如同被打了一記悶棍，頓時感覺受了愚弄：六個人忙了一夜，竟被用來擦屁股。

更弔詭的是，林彪在愚人節的報告，不僅愚弄了民眾，連他自己也是被愚弄的。據披露，中共籌備九大時，確定在林彪主持下，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政治報告。林彪根據毛澤東說過的三年結束文革的思路，提出九大應宣布結束文革，把中心任務轉移到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來；陳伯達依此起草了以發展生產為中心的報告。

豈料稿子上交毛澤東，被毛否定，並改由張春橋與姚文元重寫，說要繼續以文革為中心任務。毛對張姚的稿子作修改並定稿，林彪深感被毛愚弄，於是對毛的定稿連看都不看。直到九大召開前一天，其老婆葉群勸林彪過目這份報告，至少聽秘書念一遍，免得上台後讀錯，林彪氣猶未消，喊道：「不看，不聽，讀錯了才好！」

林彪在九大被確立為毛的接班人，登上人生巔峰，然而九大報告的出爐過程，表明毛對林懷有戒心且嚴重不滿。果然兩年半後，林彪就從巔峰摔下，在溫都爾汗折戟沉沙。而被毛稱為「團結勝利大會」的九大，也在毛死後被中共徹底否定。

半世紀裡中共從九大開到二十大，北京人民大會堂那個舞台上，你方唱罷我登場，換了一茬又一茬。半世紀前愚弄民眾的那些人都已作古，就連我這被愚弄的毛頭小伙，也已年近八旬，然而我在愚人節漏夜抄錄林彪報告的愚蠢場景，仍留在記憶裡。只是有一事不明：為什麼九大偏要在四月一日召開？他們究竟知不知道那天是愚人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