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樓春秋

在微信群裡與朋友們談到兒時居住過的房子，其中有幾個不約而同地講到他們小時候，都是一家人住在自己擁有的獨幢樓房裡，但當他們懂事時，房屋都被政府以各種理由徵用，他們有些被搬遷到別的地方，有些則在原居樓裡與搬進來的公職人員同住。

我們都認為，這幾個群友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這是上世紀五○年代的事。到了六○年代，廣州市能夠擁有自住獨幢洋樓的人家已經不多，多是華僑、私人醫師及被統戰的民主人士等，當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驟雨颳來時，這類人亦不能倖免。

在廣州市中心財政廳附近一條叫「善慶街」的小巷裡，坐落著一座很體面的三層洋樓，那是我一個堂舅父的家。六○年代初，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心嚮往香港，市政府與堂舅父達成協議，批准了他們一家單程赴港，而他則「自願」把洋樓交給政府使用。我把這個很「獨特」的洋樓故事細說給群友們聽。

我母親祖藉廣東南海西樵，民國初年，西樵人中不少青年才俊都追隨孫中山從政從軍，我母親的大伯是其中的佼佼者，外婆說他曾在南京做過大官，後來返回廣州，在市政府裡官居要職。

當時他在市府附近的善慶街買下這幢三層洋房，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很多國民黨軍政要員的房屋都被新政權沒收，由於大伯公屬於被統戰的民主人士，雖然他已離世多年，但洋樓仍由他的子女們擁有。大伯公的大女兒在香港警務署任職高級秘書，大兒子是廣州市中山大學英語教授，與家人住在學校的教授宿舍裡，洋樓只有小兒子一家人居住。

我小時候常跟大哥和三哥到善慶街，他倆跟我的一個堂舅父健身，我則與一個和我同齡叫慧兒的小女孩玩耍。慧兒母親是大伯公的小女兒，在她出生後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她父親畢業於黃埔軍校，是國軍一名高級軍官，四九年隨軍隊撤退去台灣後，她就由小舅父、舅母撫養長大。

堂舅父有三個兒子，比我稍年長一點。五○年代初，廣州市仍有不少私人經營的店鋪，小舅母在一家瓷畫店裡工作，小舅父則在洋樓裡開設了一間健身房。小舅父在青少年時期就迷上了健身，那時家境富裕，大伯公在洋樓裡給他設置了整套健身器材，想不到他的愛好，竟然成為了他壯年時期的謀生手段。

大哥和三哥每星期到健身房兩、三次，有時候我會跟他倆一起去。坐公交車到財政廳前下車，走過繁忙的市中心，轉入一條僻靜的小巷，這就是善慶街了，我們按響其中一幢洋樓的門鈴。我抬頭望去，洋樓好漂亮，樓高三層，奶黃色的抹灰外墙，二、三樓有幾個大窗門，用的是義大利式的鑲嵌玻璃，陽光照在窗玻璃上，輝映著如火般的七彩霞光。

慧兒給我們打開了鐵閘門，她一見到我，立刻拉著我的手，秀氣而又帶著點憂鬱的臉龐，綻放出滿面的笑容。進門後見一個小花園，有幾叢灌木及一些盆栽植物，看來主人亦無心打理。

推開雕刻著圖案花紋的大木門，眼前是一個鋪著義大利式花紋的瓷磚地板、約有兩千平方英尺的大廳，最吸引我眼球的，是迎面一道白色大理石樓梯，樓梯扶手由精緻的硬木雕空的花卉組成，我彷彿看見大廳裡衣香鬢影，紳士淑女們正在舉行派對，主人慢慢地從樓梯上走下來……。但現實看到的，是在空蕩的大廳裡，擺放著幾張陳舊的沙發，靠牆胡亂堆著一些雜物。

二樓有四個房間；三樓分為兩部分，三分之二是飯廳、廚房與一個工人房，三分之一是天台。小舅父把飯廳改裝成健身房，木地板上放著各種槓鈴、啞鈴等健身器材，我每次都會見到十多個青少年在鍛鍊。三樓的工人房約有一百平方英尺，這是慧兒的睡房。慧兒拉著我進入她的房間，我倆一起看公仔書，她有不少五顏六色的塑料小碗小碟，和慧兒玩「過家家」常使我樂而忘返。

後來有一天到小舅父家，沒有見到慧兒，小舅父告訴我，慧兒已經去香港投靠她姨媽了。大哥和三哥在小舅父的健身房鍛鍊了約三年，大哥讀大學後離開廣州，我們也沒有再去了。

七○年代初，我到了香港，住在堂姨媽家，那時她已從香港警務署退休三年了。堂姨媽告訴我，慧兒到港後不久，她父親把她接到台灣了，她在台灣讀完大學後，又去了美國留學。慧兒當年獲得批准赴港，是透過特殊渠道的。

至於小舅父一家五口，已經在加拿大定居。他們一家在六○年初用洋樓與當地政府達成交換條件，獲批准單程赴港；在堂姨媽家住了約兩年，便全家移民加拿大。小舅父的三個兒子已大學畢業，都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而小舅父夫婦則過著閒逸的退休生活了。

我講完了這個洋樓的故事，微信群裡的朋友們立即議論紛紛，大部分人都認為，用一幢洋樓換取一家五口的自由，值！有位朋友還這樣說：「他們很幸運，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與政府做成了這筆交易，不然到了文革，洋樓還不是一樣被沒收，你的三個表哥還不是像我們一樣下鄉務農，那有機會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