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薄坑幾多滄桑（一）

聖誕節將近，紐約曼哈頓市中心的洛克斐勒廣場上，早早立起七十呎高的聖誕樹，數萬顆小燈旋繞著紅色、金色的彩球，裝飾得富貴炫目。來自東方的我，初來乍到的我，張口仰望著那代表西方富貴高樹的璀璨華麗。

洛克斐勒廣場邊，聚光輪轉在巨型金色雕像上，反射成黃色如陽光，讓下面的溜冰場更聚亮如晝。對比場外，光圈之外只剩暗黑，彷彿世界的美好都聚焦、凝縮在這個光圈裡了。

溜冰場裡，一雙雙冰刀，隨著音樂在冰上劃出俐落的花痕。滑行的風，帶起金色雕像頭上的雪花，飛揚在光束裡，又落在場中央。溜冰人三三兩兩，或手牽手、或獨舞，都繞著圈滑行。惟獨中間的圓心，留給一位仙女背對著我，一個包子頭，纖細挺立長頸，白色芭蕾舞衣、粉紅紗裙、緊身襪，白色冰鞋的尖刀一前一後踮腳擺著芭蕾舞步。她立定不動，只有雙手及上半身隨音樂揮轉出漂亮的舞姿。當她一個側身轉臉過來，啊！原來是個美麗妝容的銀髮熟女。我在小島所見過的女人，沒有一個到她的年紀，還能保持如此的優雅活力。

俯瞰溜冰場裡歡樂的太平盛世，我不禁讚嘆羨慕。在車輛廢氣污染下、在連日風雪中，金色雕像還能面目清晰全身光亮，得要多少財力、人力運作？紐約，真是天堂！

這是1981年的美國，上天厚愛的國家，全世界人眼中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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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轉過身。」阿晨拿著柯達拋棄式相機，幫我和先生照相留念。

直到多年後，我每每翻看這張照片，鏡頭前裹著紅色雪衣的我，臃腫如球，眼睛、鼻子模糊一片，身後遠處的金色雕像本應是背景，卻閃亮搶眼成主角。而我們，來自小國的我們、沒有自信的我們，怎麼看都如此渺小。

阿晨是我先生讀研究所時同宿舍的室友，都是話少沒啥怪脾性的人，個性挺合拍。

印象中的阿晨，眼鼻模糊、中等個子，丟到人群中就消失的那種。平常好像也沒聽過什麼褒或貶的話語。但是他比先生的人緣更好，就是吃火鍋時沙茶醬快沒了，我忘了買，他卻已經帶一罐新的來了那種貼心的個性。

那年開學時，阿晨揪了先生幫小玲搬東西到我宿舍。後來不知是不是兩人有陰謀地商量好，先生追我、阿晨追小玲。其他同學為了幫襯他們倆的企圖，常常一起約在我們的住處吃火鍋，我們才熟起來。聚餐時偶爾聽到他們調侃阿狗的糗事，卻從來沒見過阿狗來我們這裡。

後來，我和先生成了對，阿晨、小玲卻分了。

再後來，聽說阿晨出國了。

那時候，小島像艘小小的船，還是布帆襤褸篷漏窗破的那種。船上擠了太多被戰事塞上來的人，總感覺船隨時會沉，逃難還正要繼續似的。平常人忙著過溫飽日子；有點想法的、常聽外部訊息的人便容易憂心忡忡，擔心這海洋太大、船太小，經不起風雨飄搖；別國若一交手便海波盪晃，小船隨時要滅頂。高瞻遠矚的人互相勸著，找塊穩妥土地好上岸，出國留學便是最直接的途徑。申請留學在年輕學子中蔚為必要風潮。北部同學都在籌謀考托福、GRE、找學校。我和先生也心動了一下下。

對出國留學，我搖頭，因為父親捨不得每天回家看不到我。其實是我讀書、考試讀到怕了，本也不是做學問的料，留學所為何來？再說了，讀到大學畢業還沒賺到一分錢，出國還要繼續花家裡錢，太對不起父母了。到很後來才理解，潛意識裡，我根本捨不得家裡的舒適圈，打心底就沒想過離開老家。

對出國留學，先生也搖頭，他家裡根本供不起。一個隨軍來台的小士官，以一份微薄薪水養一家八口，套句我公公常說的話：「你們每天能吃飽就不錯了，學什麼才藝？」先生和幾個兄弟姊妹從小學起，每個寒暑假日都去工廠切蕎頭、在家織毛衣，賺錢貼補家用。先生高中拿到縣長獎，獎金五百元馬上拿給家裡，買了一個衣櫃。第一年考上私立大學，他放棄重考到公立大學，才能讀得起。大學及研究所的學費都是他放假去拆剝舊電纜、晚上當家教掙來的。連公立大學的費用都要辛苦湊搭，留學費用更是不可想的天文數字。

沒錢的人，哪有跟隨風潮的權利。

阿晨應該是沒錢的，居然也出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