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我也來講理一一張大春談「那些啓發我的老臺北作家」

我是張大春，我年紀已經不小了。但是我習慣站著演講，因為我所崇拜的前輩們都是站著講話的。所以我也希望能自己能站著講，講到一百歲。

我跟百歲的王鼎公有數面之緣，我還記得當年他曾簽過一本書給我，簽在《碎琉璃》扉頁上寫著：「大春兄」。他比我大32歲，比我父親小四歲，居然稱我兄。我把書拿回家給我父親看，他看完說你學著點。就這麼一句「你學著點」，他說這話已經是30幾年前，如今我回想，真的還沒學到。

我今天要用我自己的人生經驗、以及跟鼎公的來往、還有我對他作品的理解來談談鼎公。他有一本回憶錄《文學江湖》，我讀著讀著竟然驚訝地發現：除了我過去認識的作家、同儕，甚至包括我的高中老師，都在我們兩個人之間有著牽絲攀藤的關係。

故事先從我還是一個初中生說起。我當時唸的是大華中學，初中二年級、14歲的一天。父親帶我去看戲，殺戲之後搭公車回家，我們從中華路南站穿越兩個街道，突然看到在寶慶路騎樓底下出現一盞燈，那是個賣香菸、舊書的攤子，很像明星咖啡門口的周夢蝶擺的書報攤。那時候臺北不止一個周夢蝶，但擺攤的詩人只有周夢蝶。父親當時問我要不過去看一眼，我走上前，有兩本書在書架上立刻吸引了我，一本叫《刀兵塚》、一本叫做《十音鑼》，兩本書的作者都是司馬中原。

我一看就認定那是武俠小說，又有刀又有兵又有鑼，我就跟父親說要買，他說：你知道是什麼書嗎？我說知道。他又說是可以看的書嗎？我說可以。父親就掏出錢來，還說：司馬中原我是聽過，應該可以的。那兩本書帶領我走進現代文學，而不是武俠世界。那兩本書還有一個奇特的地方，看起來都是在講非常真實的故事，描述的手法讓初中的我以為那就是一個老先生在講更老的先生們發生的事。而那些更老的先生，是我從來沒見識過的、梳著清朝辮子的那種時代的人。而我今天開場想講的也是這樣的故事。

1949年，民國38年的5月26日，應該是上午，天氣晴朗。這天有一艘軍艦從上海駛來臺灣，這艘從上海抵臺的軍艦已經開了兩天，航行了170多公里。以前我沒仔細去想這件事，可是在讀王鼎鈞先生文字時，我想起自己家人在那一年的6月2日到3日左右也搭著一艘船，也是軍艦，就在基隆登岸。從那艘船上下來的，是我的父親和母親。

我父母親是從山東青島上的船，而鼎公和他的父親、妹妹搭乘不同的船，他和他的父親搭的是5月24日從上海起程的軍艦。那艘船上放滿了軍火。那些軍火是用來保衛臺灣的，當時有個流行歌「保衛大臺灣」，也有人說這首歌是共產黨寫的，歌詞隱含之意是「包圍打臺灣」。我父親搭的船抵達基隆之後，輾轉過幾天他跟我母親到了臺中。而鼎公和他的父親則是在基隆碼頭上徘徊，沒想到居然看到了鼎公的妹妹，老先生跟女兒一家人分搭不同的船，但都在臺灣落腳。

前面我之所以特別提天氣，主要的是這個情節收錄在鼎公的《文學江湖》書中的第一章第一節。篇名就叫〈用筆桿急叩臺灣之門〉。筆桿要怎麼叩門？他指的其實是投稿。當年為了謀生，鼎公一下船就開始投稿。當天下午開始下雨，我們不知道是下雨之前或之後，24歲的鼎公拿著要填寫「身家調查」所領到的幾張十行紙，寫下了第一篇稿子。寫什麼呢？他在回憶錄裡說：「我沒辦法寫抒情文，對我而言那些情感都封裹在身體裡了，沒有辦法釋放。」「我也不能寫臺灣，因為我對這個地方還不瞭解。」他還說：「我甚至是個病人。」因為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他的感受已經遲鈍，無法好好感知這個世界。我推測他當時可能是暈船，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的父親幾天以後也暈船，而我母親當年甚至因為暈船差點沒命，為此他們沒有繼續原定去海南島的行程。母親的暈船讓我父親當時決定軍艦一停靠基隆就下船。

到臺灣之後，我父母親去了臺中，在那裡開起雜貨鋪。而在碼頭上遇到妹妹的鼎公則從那一天開始寫稿賺錢。他說他已經忘記寫了什麼稿子，但是他沒有忘記當時他連買郵票的錢都沒有，只好在封面上註明「萬不得已，拜託欠資寄送」。

稿子寄到《中央日報》，發信地址就寫基隆碼頭，沒想到過了幾天稿子登出來了。當時的編輯效率很快，大概不出三天，投稿能否被採用就會知道。要不就被退稿，要不就直接刊登。鼎公還寫：最初投稿收到的稿費是千字十塊錢，當年十塊錢可以做什麼呢？可以吃三天飯，一天還可以吃三頓。還可以買六罐墨水。靠著這麼寫，他買稿紙、墨水、吃山東大饅頭配鹹菜和稀飯，過上了日子。

鼎公總共用了50幾個筆名投稿，比他年長四十四歲的魯迅有130幾個筆名，他有50幾個也不遑多讓了。之所以取那麼多筆名，是因為當時報社為了避免版面老是出現同樣幾個作家，盡量不重複發同一作者的來稿，以顯示大公無私。

稿費一事讓我想起司馬中原先生。我第一次見到司馬先生本人是在臺北市漢中街51號二樓的幼獅期刊辦公室。我出現在那個辦公室是因為參加了《幼獅文藝》舉辦的「全國小說大競寫」比賽。我用的是一篇在《聯合報》被退稿的小說。那年聯合報文學獎的首獎得主是丁亞民，得獎作品《冬祭》。我因為被淘汰，索性就把稿子投到《幼獅文藝》，竟得到了當年的第一名。知道得獎的那一刻，那就像鼎公看到自己的稿子獲得刊登一樣，我當然很興奮，後來也才有機會和幼獅的編輯們變成了多年的朋友。

那天見到司馬先生時，我還真是嚇了一跳，心想這不是寫《刀兵塚》、《十音鑼》、《路客與刀客》及《狂風沙》的作者嗎？他抽著菸從隔壁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葉蔭先生的辦公室走出來，還朝我看了一眼，然後就對著所有的人（但絕對不是對我，因為他根本不認識我）說道：「稿費早該漲到一個字一塊錢，結果門都沒有。老子的稿子還是七毛錢，就一個字七毛錢。」

我開頭提過一個數字，鼎公來臺時稿費是千字十元。司馬中原說他的稿費是千字七百元，算算這已經是不得了的改變，民國39年到67年這20幾年間，作家的稿費也算是飛黃騰達了。但我當時印象深刻的是作家的稿費總嫌不夠的。

大量寫作的鼎公終於受到注意了，他用一個筆名「黃臯」投稿，稿子被《掃蕩報》刊出。這份《掃蕩報》後來又叫《和平日報》，當年喊「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既然沒成功，只好追求和平。鼎公的稿子登出來之後，文末多了一行字；「黃臯先生請至編輯部一晤」。那是編輯留給他的話，社方有人看上鼎公的文筆及見識，認為此人應該不只是個優秀的方塊作家，想聘他進報社。

從此他就有了另一個身分「編輯」。筆桿為了他敲開了臺灣的文藝大門，我們可以想像這不是唯一的一道門，一旦打開，接著就出現更多的門，包括門的另一面，也響起了求才若渴的叩門聲。鼎公在中國廣播公司的這一段就是見證。

鼎公寫他在中廣的經歷時屢次提過一個人：邱楠。也就是筆名「言曦」的文藝理論家。鼎公認為，在邱楠的經營擘畫之下，中廣才得以從一個以工程師團隊為核心的體制，轉變成以節目內容及主持人魅力為主的商業電臺。他所說的正是當年中廣在總經理黎世芬的領導下所開始的變革。邱楠當時是中廣副總經理，也是鼎公的上司。

鼎公因為寫專欄散文有了文名，得到兩個機會。這些如今得從體制面去看待，而不僅想成是個人的運氣或際遇。什麼樣的體制面呢？首先就是中廣從原來的臺灣放送所（又稱臺灣廣播電臺）需要改制成一個全功率的、對全島發音、以節目製作為主且能夠盈利的單位。他們開始招募更多人才來強化節目製作，包括該用什麼樣的語言播音，怎麼做廣播內容。鼎公寫過一本《廣播寫作》（1964年），就是談如何寫出正確而不引人誤會的話，讓聽眾能聽得字字分明。我舉他寫過得一個例子，當年流行長句的廣播稿，但播音員唸出來卻成了「美輪美奐的大會堂中間懸掛著總統（停頓換氣後）的肖像」，聽起來像是那裡懸掛著總統。還有錯字，比如說「跟著總統走」，打錯了字成了「踢著總統走」，問題就大了。這些都說明了當年廣播寫作細節為什麼受重視。

鼎公在廣播電臺的工作對其寫作有大影響。1970年，也就是十幾年之後，臺灣的第二個電視臺「中國電視公司」成立，他成了創臺的一員。從此他不但為報紙寫文章、為廣播電臺寫文章，連如何導一部電視節目的戲、如何用畫面說故事，他也能寫出道理。

此外，他還編過雜誌。鼎公曾經代班詩人瘂弦都在幼獅期刊擔任總編緝。他推崇過瘂弦：「瘂弦的才份比我高十倍，他所欠缺的就是一個學歷。」當年瘂弦剛好有一個機會參加美國愛荷華（Iowa）國際作家寫作計畫，同時可以到威斯康辛大學取得學位。有了這個學位，瘂弦就不只是一個大兵詩人，謀職上也方便一點。但是，瘂弦必須離開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幸運的他碰上了鼎公。這個代班者早有聲明，不想要在這個單位長此終老，只想讓瘂弦沒有後顧之憂地去美國，替他守著職缺。他跟瘂公說，我等你一年，到時候我就要走。果然，一年之後瘂弦回臺，鼎公親自接機，當面告訴瘂弦：「今天我就不到幼獅去上班了。」就這麼把職位交回給了瘂弦。

之所以對於這些舊事感到親切，是因為我認識一位當年在《幼獅少年》月刊擔任美術編輯的朋友，就是去年的國家文藝獎得主劉嵩。如今他是知名紀錄片導演，當年十七歲的他人還在念復興美工雕塑科高三，跑到《幼獅少年》打工當美術編輯，遇上了來代班的總編輯鼎公。他說工作上有點麻煩，因為這位代班總編輯每個月看《幼獅少年》的美術版面，不只一頁一頁仔細地看，還會把封面拿到手上對著光、用各種角度檢查。看有沒有隱藏的「不妥」圖案。這的確是種檢查，你也許心想鼎公是個會檢查思想、審查藝術的人嗎？當然不是。但是，他又為什麼要那樣做？這就不得不說到我在開場時提到的那個1949年5月26日的基隆碼頭。

24歲的鼎公當時在碼頭上覺得頭暈目眩，因為他剛經歷了後來的我們無法想像的事。他本來是國軍，在天津被共軍俘虜，一路被押解。後來他索性逃跑，逃到了上海，身上還穿著解放軍的制服。幾經波折向人澄清了自己的身分，並在中華民國國軍部隊裡，也就是上海的軍火總庫遇到了自己家鄉的鄉長，暱稱「上校爺爺」的軍火庫副總庫長，得到幫助，取得上尉的職缺，這才得以帶著父親一起坐船來到了基隆。這一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經歷對他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這個嚴格檢查雜誌封面的故事，被不少人傳說過。有人會說：他怎麼膽子那麼小。那是沒有受過時代折磨的人說的話。1970年中國電視公司剛成立，主導其事的中廣就發生了一段人事波瀾，當時的副總經理李荊蓀在中視成立兩個月後就被捕，傳說是「出了事」。至於出了什麼事，沒有人真的知道。不只他，還有一批曾經在中廣叱咤風雲、呼風喚雨的人，崔小萍、趙剛……他們被說有了嫌疑，特別是匪諜的嫌疑，怎麼也洗刷不掉。國民黨當時迫害自己的人非常激烈，這些事情在《文學江湖》裡還有很多精采詳細的記述。

中廣李荊蓀事件為鼎公帶來長達八年的影響，根據他的回憶，李荊蓀被捕後一兩個禮拜，就有人找上門來要請他吃飯。說是調查局的局長沈之岳要跟他見面，並且準備吸收他。原來審訊李荊蓀的過程中，特務問他覺得誰是人才？李的回答是：「國民黨只會用奴才，不會用人才。」

審問者又問：「那誰是人才呢？」

李荊蓀答：「人才都被你們壓在陰山背後（打入地府）。」

審問者套李的話，說那你說說看那個誰誰誰怎麼樣？那個「誰誰誰」裡面出現的其中一個名字，就是鼎公。因為李荊蓀對鼎公不遺餘力地說好話，誇讚他的文筆，誇讚他耿直，就這樣沈之岳反而認定「王鼎鈞」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準備要吸收他。

從那之後，每一到兩個月就會有四個人來見面，約飯局，包括鼎公原本在中廣的同事，五個人看起來是閑談的聚餐，其實是套話，要鼎公說說對這個社會的觀察所得，提供看法（情報）。如果你是鼎公能承受得了嗎？首先，如果不願意出賣別人，又沒有東西拿得出來，那自己可能會遭殃。其次，如果沒有可說的，就只好編造，那不就冤枉了無辜的人。一旦拿出資料交換，就成了自己最痛恨的特務。所以一等到1977年瘂弦回國，他已經對在臺生活徹底絕望。幸而當時出現了一線生機，美國新澤西的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有一個職務想聘他，讓他設計一套專為移居美國的華人所作的中文教材，當然也包括了對華文有興趣的西方人。居中運籌帷幄把鼎公介紹給學校的，正是當時有名的畫家、小說家王藍，就是《藍與黑》的作者。

1976年1月，鼎公從中廣退休。第二年美國西東大學遠東研究院寄來了聘書，請王藍先生代收。可是文協的宋總幹事把這封聘書扣住了，半年以後，遠東研究院楊覺勇院長打電話催促回覆，原信才出土。

這個宋總幹事，本名叫宋學謙，筆名宋膺。宋膺在文藝協會的創作表現主要是拍照，拍的是類似郎靜山風格的照片。他正是我成功高中的三民主義老師。我在高中三年級的時候特別崇拜他，他上課都是段子跟笑話，全班同學在他的一堂課上大概要笑個50次。當年強調反共，他在意識形態上是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順便連達爾文的進化論一起反了。我還記得他跟全班同學說達爾文說人是猴子變的，但是你們誰見過圓山動物園的哪隻猴子變成人了呢？全班一陣哄堂大笑。當時的我們並不知道演化論是一門嚴肅的科學課題，演化的時間尺度動輒以十百萬年計，並不是一個笑話就能帶過的。而我也是看了《文學江湖》才發現宋老師就是阻撓鼎公赴美的關鍵人物。

我寫過一本書《見字如來》，這本書是我在《讀者文摘》的專欄集結。當年答應寫這個專欄是因為想致敬梁實秋當年在讀者文摘的「字辭辨正」專欄。另一本《文章自在》則是步武鼎公的作品《講理》。

《講理》是1964年出版的書，有一說法鼎公是為了出版《講理》而到育達商職、汐止中學擔任國文教員各一年，在這兩年中累積出教學第一線體會到學生們的感情、生活、思想、知見，乃至孩子們所表達的情感和心事。鼎公的企圖，是讓青少年用理性的修養面對猙獰的世界，成為堅強而果敢、具有獨造人格的人。

所以他不只是教人作文、寫文章或從事藝術創作，他最重要的一個動機就是教養。是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能夠明白理性是什麼而且實踐理性。這種精神，時則從民元締造以來，就曾經普遍地存在於新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階層裡。「五四」紀念討論了快120年，卻鮮少被後世之人視為不止一代的知識青年寄託文化教養的原鄉。看似「內除國賊，打倒英日」，表面是對積弱國家恨鐵不成鋼的憤慨，骨子裡涵養著的卻是對每一代年輕人能夠具備獨立知見的期許和鼓舞。

《講理》是鼎公代表性的作品。我說我也來講理，其實我自己沒什麼大道理可講，而且大部分時候我容易生氣，一生氣就想罵人，罵人就不能講理了。可是鼎公謙謙君子，洵洵儒者。在他而言，凡事謹小慎微，在謹小慎微之中有非常堅定的不與人為惡的心性，是可以稱之為節操的德行。他的人生證明了一件事情，所謂的文心，文章之心。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寫文章要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我追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走盡天涯，洗盡鉛華，撿盡寒枝，歌盡桃花，漏聲有盡，我言有窮而意無盡。」堪稱無奈而可惜的卻是：如此盡節操、盡心力、盡情懷的百歲老人，卻總是被辜負，辜負他最深、最切的，卻經常是他的國家。

（本文轉載自「文訊」雜誌社）

本文作者 

張大春，曾有筆名「大頭春」，籍貫山東濟南，1957年6月14日生於臺北市。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輔仁大學中文系碩士。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時報周刊》編輯、《中時晚報》副刊主編、撰述委員、電視節目主持人，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輔仁大學中文系。現專事寫作。曾獲幼獅文藝全國小說大競寫優等獎、第一屆時報文學獎、中國時報科幻小說首獎、聯合報小說獎、吳三連文學獎。著有《見字如來》、《春燈公子》、《城邦暴力團》、《四喜憂國》、《大說謊家》、《我妹妹》、《野孩子》、《沒人寫信給上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