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今昔

五○年代我出生在北京，住在南城琉璃廠的胡同裡，是我父母工作的北大醫院家屬院，大概有二十戶人家，大部分都是醫生和護士。院子裡最大的房子是醫院黨委書記住的，只有他家有電話。

從我記事開始，院裡和胡同周圍的大人，需要時都去胡同西頭兒的公用電話，又叫傳呼電話。電話在一對老夫婦家裡的桌上，旁邊有一把椅子。老夫婦都很瘦小，太太是纏足的小腳，走起路來步履蹣跚，老先生姓郭，我們都稱呼他們郭大爺、郭大媽。他們的房子在進院門右手第一家，門邊房檐下有一個煤爐用來燒水做飯。房子大概十二平米的一長條，最裡面是一個雙人床，旁邊是一個吃飯用的小圓桌，家具非常簡單。院子大門上有一個黃色的廣告牌，有黑體的「公用電話」四個字。

當年打一次電話收費四分錢，傳呼是打電話人告訴公用電話接電話的人，需要和琉璃巷九號的XXX接電話，於是老夫婦其中一人就會以最快的速度走到XXX家，XXX再跑到公用電話處接電話。

平時需要打電話，就要到郭大爺家，他們基本上每天都在，交四分錢後就可以打電話了，郭大爺或大媽就在你旁邊。如果對方占線，你可以重撥不用再交錢；如果你撥通了講過話，就算接通，如果斷線重新撥，就要再交四分錢。

六○年代北京的尋常百姓家，都沒有電話，我父母打公用電話都是打到醫院講有關工作的事情，因為旁邊有人聽著，所以每個電話都是簡明扼要，速戰速決。

我父母都是醫生，有時醫院有急診，就打電話給公用電話，一般是老先生快步走到我們院裡，對著我們家的窗戶高喊：「顧大夫接電話。」父親就會停止一切手裡的事情，快步跑去老夫婦家接電話。傳呼一次八分錢，老夫婦維持生活的收入就是這台電話機。

文革期間，父母都被下放到不同的地方，我和弟弟在胡同裡住著，再也聽不到郭大爺的聲音了。八○年代初我們搬到有自己的廚房和洗手間的樓房裡，由於工作需要，醫院給我父母家裝了電話，是醫院的分機，電話機旁貼著醫院各個科室的分機號碼。每次給家裡電話，要先打醫院總機，由接線員轉接到家裡；在家打電話，要先撥醫院總機要外線，再撥你要通話的號碼，十分繁瑣，接通電話的時間很長。

後來父母自己出資裝了私人電話，方便多了，我太太八○年代末到洛杉磯學習，可以直接打到家裡。在家可以接越洋電話，但是不能打過去。

當年我女兒三歲，離開母親六個月了，非常想念媽媽。我星期六從幼兒園接到她後，決定給女兒一個驚喜，帶她到北京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和媽媽聊天。在電報大樓等了大約十五分鐘，和洛杉磯的電話接通了，我們來到三號機，女兒站在椅子上，遠隔重洋的太太聽起來大喜過望，沒想到能與女兒和我通話。

女兒抱著話筒和媽媽聊了起來，我心裡開始有點緊張，因為囊中羞澀，僅一百五十元人民幣，這是我和太太一個月的收入；長途電話北京到洛杉磯一分鐘要十五元，當年也沒有信用卡。出於無奈，我眼睛盯著看著手表，覺得秒針走得特別快。

到了八分鐘的時候，女兒一點要停下來的意思都沒有，我只好告訴她：「你還有兩分鐘。」女兒根本聽不進我說什麼，只顧和媽媽在電話裡交談。對話已經超過九分鐘了，我只好從女兒手裡把話筒拿過了來，匆匆地和太太說了一句「我們到時間了」，就把電話掛了。女兒好不高興，我心裡也是有苦難言，我何嘗不想讓女兒和媽媽、我和太太多聊幾句呢。

幾個月後，我和女兒來到洛杉磯團聚，再也不用擔心長途電話費用啦。九○年代開始，電話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從一開始的呼叫機到大哥大手機，從翻蓋手機到智能手機，十幾年下來手提電話年年都在更新。

電話的概念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的智能手機已經代替了多年前的收音機、錄影機等各種各樣的音像設備甚至電腦，今年要出的手機還包括人工智能，現代人的生活已經離不開電話手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