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做提琴的歷程(下)
到雲南光坡後,我每天白天跟著老楊在隊裡的菜地勞作,晚上開好鬧鐘,堅持只睡四、五個小時,空餘時間都用來溫習初中高中的課本、課外讀物、「青年自學叢書」和練習小提琴,因為聽說一九七三年可能要恢復高考了。康生對我非常照顧,把燒火煮飯和挑水等家務事全包了,這使我能靜下心來練琴、學習文化知識,把課本中的練習題統統都過了一遍。無論有沒有高考,知識就是力量。
到了一九七三年六月,真的恢復高考了。雖然參加了考試,但結果差強人意,卻也在意料之中。因為事後才知道,當年的考試只是走個形式,他們真正看重的是家庭成分和勞動表現,聽說還有一部分是走後門被錄取的。既然考大學無望,我暗下決心,從此再也不參加這種無謂的考試了。多年以後發現這決定可能錯了,一九七七年政策有了改變,但我當時一無所知。
一九七六年七月朱德元帥過世,宣布全國停止一切娛樂活動,為期大概十天。那段時間我正在上海,每天都努力練習小提琴。大家都知道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的道理,如果這麼多天不練琴,一定會生疏退步,我想練練音階之類技術性的東西,應該不能算是娛樂活動,於是我每天還是堅持練習。
這樣過了幾天,居民委員會李主任找上門來了,她說:「有人舉報你這兩天在拉提琴,對嗎?」「對的。」我答,她又問:「你曉得現在全國停止一切娛樂活動嗎?」「曉得。」我解釋:「我拉的只是音階之類的,並不是啥娛樂活動。」但她根本不聽,說我是狡辯,叫我必須寫一份檢討書,要作至少一頁紙的深刻反省,明天交到居委會。最後又關照了一句:「如果你明早不交,就只好叫派出所讓公安局來處理了。」
我愈聽心裡愈氣,但我硬是忍住了,因為這樣的事去跟她爭辯,便很容易被她扣個帽子,那就要倒楣了。我平時總覺得鄰居間關係滿好的,可不知是誰那麼缺德。
我試著寫檢討,但搜索枯腸,也寫不出幾句。再說我還是認為自己沒有錯,既然沒錯,為啥要寫?如果寫了,我倒反而真的成了犯錯的罪人。堅決不寫,當機立斷,我立刻整理了行李,第二天一早就到常熟路小劇場對面郵局門前,搭十五路無軌電車去北火車站,買了張火車票回雲南去了。
到了光坡,宿舍的門被大鎖鎖著進不去。康生搬家了?找到隔壁鄰居老李,他說:「小朱上大學去了,你怎麼不知道?」我一聽懵了,這下日子怎麼過啊?聽說康生走後,光坡生產隊的隊長說我肯定不會回去了,把知青宿舍重新改回倉庫,裝滿了穀種,我竟無家可歸了。
幸虧帶著些上海賺的錢,與隊裡木匠張智賢一商量,他立即叫我去他家。因樓下住滿了,只能讓我住他們家閣樓上,並在他家搭伙食。這樓上其實是兩頭都通風的四十五度斜角的頂樓,還放著一口老張他老父親的壽材。老張肯讓我有個地方睡覺,已經很不錯了,一切都將就點吧。這樣一直住到一九七八年初,被上調到思茅通用機械廠,至此總算又變回城市戶口了。我可能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從上海出發到思茅地區插隊的這批知青中,最後一個被上調到單位的。我的金色年華就是這樣度過的。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那本「小提琴的結構及其製作」,使我對提琴的歷史和近代的科學研究等都有了初步的了解,還知曉了這種樂器的製作,居然還有國際比賽,從此我有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改革開放後的一九八七年,我的作品先是在北京的第二屆全國提琴製作比賽中獲得了三面金牌,此後到了國外,我製作的提琴和弓,先後在義大利、德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國際比賽中多次贏得金獎,實現了當年的形勢似乎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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