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調動(上)

一九七九年，因岳父平反昭雪，妻子調回上海，而我留在安徽合肥工作。上海戶籍是全中國最難獲得的城市，想從外省調進上海，難度堪比阿波羅登月。

上海的勞動體制分三種：全民所有制的國企、大集體的餐飲服務業、小集體的街道工廠，三者不可相互對調。而我正是小集體，猶如三等公民，如按正常渠道，以夫妻分居為由向上海申請調回，如癡人夢話，一輩子都不可能。唯有自找對調對象，私下給對方一筆錢，經雙方勞動局批准對調。但有時上海人收了補償錢先調離了，而回上海的卻是其他人，勞動局會開後門調包換人。上海國企多，街道工廠少，對調範圍極其狹窄。為進攻大上海，一九八○年春節回上海探親，我油印大量對調啟示，騎著車，提著漿糊桶，在公交站的電線桿和馬路邊張貼，堅信在一千兩百萬人口的大上海，一定能大海撈針找到對調對象。

廣告貼出後訪者不斷，都是頂替父母工作，從鄉下來到上海，或從安徽返城的已婚知青，幾乎都是國企。其中有不少騙子，要我先付一筆錢。接觸近百人，都是來談價格的。

其中僅有三位小集體所有制職工，都是返城女知青。第一位的丈夫在縣城，要求先幫他丈夫調進合肥市，我們再對調，不收補償費，我覺得有風險。第二位索要兩千元。

第三位住在繼父家，我判斷她在上海待不住。她出價八百元，最後談妥四百元，她要我預付兩百元，但這種私下交易違法，萬一反悔錢無法索回，談判後簽了合約。她在街道食堂工作，請調報告寫明和我對調，上海徐匯區勞動局審批後發出商調函。

一九八二年二月，從合肥發往上海的回函寄出四個月仍無音訊，我害怕被調包，打算去上海徐匯區勞動局諮詢，並偷偷錄音取證。借來的錄音機有兩塊磚那麼大，先在家裡反覆試驗，再藏在大布包裡帶去。我先在勞動局廁所打開

錄音機，然後到接待處登記，在指定的小房間等待。我把藏著錄音機的布包放在桌上，仔細聽還有磁帶在錄音的「嘶嘶」聲，我想只要有人進來就不停說話，以掩蓋錄音機的聲音。

經辦人來了，核對姓名後說：「你們對調已經批准，調令發給街道了。」我問道：「如果她調出手續都辦完，會不會出現什麼問題，我調不進上海？」他說：「不會有什麼問題，你的資料我們都審查過。只要她戶口遷走，馬上就發函調你來上海。」我心中一陣狂喜，但怕被調包，找不到當事人，就追問了他姓名。走出勞動局立即取出錄音機重播，對話清晰地錄在磁帶裡，我想如被調包，就去市政府告狀，這就是證據。

和對方一起從街道拿到調令，她要求加兩百元，說已懷孕，準備在上海生，讓孩子拿上海戶籍後再調，不加錢合同作廢。我嚇唬道：「你再和別人調，雙方勞動局都不會同意，那只能單調，你一分錢也拿不到。」她威脅要去勞動局舉報，我說你也在違法，她態度才緩和。然後一起到派出所看著她遷出上海戶籍，才把一包錢交給她。那時最大的票面是十元，整整四十張血汗錢，相當我十六個月的工資總額，就這樣輕易送人了。

回想十二年前，我從上海去安徽插隊落戶，這戶籍分文不值，幾分鐘就遷出。如今再遷回，竟是如此昂貴和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