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至暗時刻(上)

我常常想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父母親和我在黝黑陰冷的時光隧道裡的絕望掙扎。那是我們的至暗時刻，父母親四十多歲，我才二十二歲。

一九六三年我考取南京大學，就像乾海綿那樣汲取知識，期望為科學貢獻力量。然而一九六六年毛發動文革，學校停課，科研成了黃粱幻夢。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畢業分配文件下達，規定「一般都必須去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須去當普通農民」。當時每百個同齡人只有一人能上大學，文件卻規定大學生必須當普通農民，這是何等荒唐？還要大學何用？十二月十日分配方案公布，我被發配到出名的窮縣、有江蘇西伯利亞之稱的濱海。

我以為自己的厄運到此為止，哪知更大的厄運還等著。就在分配當天，接到父親寄來的生活費匯款單，我至今記得他言簡意賅的附言：「今後不再寄。畢業後回家一次。照顧好弟弟。與媽媽取得聯繫。」我立刻意識到父親出事了；後來知道這是他在失去人身自由前夕，抓住最後機會傳遞給我的信息。

我心急如焚，當晚就乘火車北上瀋陽。打開家門，這哪裡還是熟悉的家？父母親任教的遼寧中醫學院的「無產階級專政隊」來抄過兩次家，書和衣物被扔得滿地，就差沒有底朝天。父母親參加政治野營，野營本為訓練軍隊提高野外作戰能力，大學為何也搞野營？原來文革中這是整肅知識分子的手段。

父親囑咐照顧好弟弟，可鄰居說已有一星期沒看到他。弟弟與我同父異母，當時才上小學，估計他是無法獨自生活，投奔遠房舅舅了，可是偌大瀋陽，我連舅舅住哪裡都不知道，這可如何是好？好不容易想起母親說過，舅舅住在體育場附近，我連夜跑去體育場派出所，總算查到地址，把弟弟領回家。

父親囑咐與媽媽取得聯繫，我找到革委會，申請給母親送冬衣。編這個理由，是因為父親出事，只能說找母親，但又不能說探望，只能說送冬衣，這才得到恩准。次日我帶弟弟乘了四小時火車到連山關，四周都是高山，更有巍峨險峰摩天嶺。我們冒著零下三十度嚴寒，踏著皚皚白雪跋涉四十里山路，天黑才到達野營之處。

那是個群山環繞的村莊，一片冰雪世界，農民都貓在家裡歇冬；可是數百名大學師生，卻從四、五百里外的瀋陽，徒步來到這裡。母親請准半天假，低聲告訴我，兩個月前父親和她被勒令參加政治野營。她患嚴重風濕性心臟病，請求照顧，卻被革委會嚴詞拒絕：「你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你不參加誰參加？」她被迫背著沉重的行李，每天行軍數十里。後來走山路，她實在體力不支，呼吸困難嘴唇發紫，到這一步革委會也不准她坐車，竟派兩個人左右挾持著她走。

母親接著講訴父親的遭遇。一天傍晚數百人排成長蛇陣，走在剛下過大雪的山上，父親高度近視，一腳踏空跌倒，坡陡雪滑，不知翻了多少跟斗滾到山下，他掙扎爬起來，眼鏡已摔得不知去向，只得到老鄉家暫歇。半夜時震耳的敲門聲響起，是革委會派來的搜索隊，把父親抓了就走。父親能撿條命已是萬幸，革委會竟說他畏罪潛逃，原來父親早就被內定為階級敵人，這次就提前揪出。

次日開大會，兩個大漢把父親的雙臂朝後朝上倒剪，把脖子向下壓，再揪住頭髮向後提，這是文革中流行的「噴氣式」。父親就這樣在一片打倒聲中成為階級敵人，失去了原本就有限的人身自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