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有了他,中國才有地理學和氣象學(上)
![竺可楨登上《人民畫報》1963年第五期封面。(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https://pgw.worldjournal.com/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wj/realtime/2024/07/03/29932890.jpg&x=0&y=0&sw=0&sh=0&sl=W&fw=800&exp=3600&q=75)
1890年3月7日,竺可楨出生在浙江紹興上虞東關鎮。父親竺嘉祥經營一個小米行;母親顧金娘不識字。竺可楨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有兩個哥哥和三個姊姊。五歲那年進私塾讀書,先生認為他聰明伶俐,將來一定會成材。
1899年,九歲的竺可楨進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毓菁小學堂」。小學畢業,十五歲隻身來到上海,考入浙江籍商人捐資創辦的「澄衷學堂」。與他同時進入「澄衷」的還有來自安徽績溪的胡適。胡比竺小一歲,兩人都喜愛讀書。由於用功過度,竺可楨身體極度虛弱。
胡適為了督促竺可楨鍛鍊身體,就採用激將法。有一次在竺可楨身後與人議論他,聲音很大:「像他那樣,一定活不過二十歲。」不服輸的竺可楨聽後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身體鍛鍊好。此後,他每天清晨起床做早操,還經常遠足和爬山,漸漸地身體強健起來。
離開「澄衷學堂」後,胡適進入上海「中國公學」,竺可楨則進入上海「復旦公學」。1910年8月,二人赴北京參加第二期庚款留美考試。有四百多人應考,錄取七十人,竺可楨第二十八名,胡適第五十五名。在美國留學時,兩人開始學的都是農學,竺可楨先在伊利諾大學農學院,1913年夏畢業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地理系專攻氣象,於1918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應聘到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任教。而胡適先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改讀哲學,師從杜威,讀完博士即應蔡元培、陳獨秀之邀,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
1914年,在康奈爾大學留學的任鴻雋、楊銓等人提議組織一個科學社,並創辦雜誌向國內介紹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不久,科學社及其刊物就隨其創辦人一同轉到了哈佛大學。
1915年10月,科學社正式定名為「中國科學社」。竺可楨成為第一批成員,並積極參與社務活動,長期發表文章,成為《科學》雜誌最重要的作者和領導人之一。
因為有「科學社」及其刊物《科學》雜誌,使科學救國思想的宣傳有了固定的陣地和代表人物,最終形成科學救國的思潮。這期間,竺可楨先後發表了〈中國之雨量及風暴說〉、〈颱風中心之若干新事實〉等多篇文章。
1917年,竺可楨被接納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1918年,以論文《遠東颱風的新分類》獲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隨即於秋季返回中國。
1912年民國成立後不久,教育部把全國劃分為六大學區,每個學區設立一所高師,這樣全國就有六大高師,加上北京大學,全國有七大學府,其中以南京高師和北京大學最具水準和聲望,二者並稱「北大南高」。竺可楨留學回國後在武漢、南京、天津等地任教授長達十年。最後於1900年落腳南京高師(南京大學前身之一),因為「南高」聚集了一大批留美學者,校長郭秉文也是留美博士。他力邀竺可楨來「共襄盛舉」。
在南京高師,竺可楨被聘為「文史地部」教授,講授氣象學。「文史地部」分文學、哲學、歷史、地理四系。竺可楨分析世界形勢後,認為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沙皇俄國以區區七百二十萬美金將阿拉斯加賤賣給美國,都是執政者缺乏地理知識所致。日本人對於中國地理的研究遠遠超過中國人,日本出版的關於中國地理方面的書非常多。當時的美國已有頭等測候所兩百多個,而在中國只有上海、香港等兩三處外國人辦的測候所。對此,竺可楨決心完成這一歷史使命,要創辦最新型的地學系,培植中國人自己的地學家。1921年東南大學在南京成立,1923年南京高師併入東南大學,竺可楨在東南大學創建了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系,並擔任系主任。1927年東南大學等八個高校合併為中山大學,再改名為中央大學。這一年,竺可楨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並於當年在南京建立了第一個由中國人管理的氣象台。他後來被大家稱為「中國氣象學之父」。
1935年,大學生要求「一致對外」的「一二.九」運動爆發,浙江大學及杭州各校學生近萬人舉行抗日示威遊行。當時的浙大校長郭任遠招來軍警鎮壓,並逮捕了十二名學生代表。郭的行為激起學生的強烈不滿,浙大學生集會,發表「驅郭宣言」,不再承認他為校長,要求教育部另派人繼任。為了平息浙大的學潮,1936年1月12日,蔣介石委員長親自到浙大講話,並答應更換校長。
後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推薦,蔣介石選定竺可楨為浙大校長。蔣約見了他這位同鄉學者,但竺可楨並沒有馬上答應,推說自己現在正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要與中研院院長蔡元培商議後再定。隨後,竺可楨通過陳布雷向蔣介石提出擔任浙大校長的兩個條件:第一,財政須源源接濟,不能中斷。第二,校長有用人全權,不受黨政干涉。蔣接受。1936年4月25日,四十六歲的竺可楨正式就職。從1936年至1949年,他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十三年,創造了一個「奇蹟」,浙江大學由一所規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學,變成全國排名第三的大學,僅次於北大和清華,且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知名大學,並被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
竺可楨任浙大校長時,曾經「三顧茅廬」敦請儒學大家馬一浮,禮聘浙江大學前校長邵裴子,他求賢若渴的精神成為浙大辦學史上的美談。竺可楨聘請了胡剛復、梅光迪、張蔭麟、王淦昌、王璡、盧守耕、周承佑等三十多位著名學者來校任教,而對於不稱職的教授即使居系主任等領導地位也要解聘。
當時浙江大學物理系有一位束星北教授,是一個天才的科學家,被譽為「自然科學界的陳寅恪」,李政道、吳健雄等都曾師從他。但束星北在很多方面與別人不一樣,他在國外留學六年,換了九所大學。他對教授非常挑剔,如果他認為這所大學教授講得不好,就換另外一所大學。最後,在英國的愛丁堡大學拿到一個碩士學位,然後又到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拿了另一個碩士學位,雖然不是博士,但學識非常淵博。1932年回國後,先在一所軍校擔任物理教官,曾當面批評蔣介石不抗日,被軍校解聘。後到浙大當教授,課講得非常出色。
浙江大學西遷時,束星北對竺可楨在很多方面的表現不滿,多次頂撞他,並指責他沒能耐去弄錢。竺可楨總是一笑置之。因為有本事,束星北的脾氣也很大,曾對總務主任飽以老拳,指他常常在實驗設備和實驗材料上「無理刁難」,事後束星北自知不應打人,主動向竺可楨認錯,也當面向總務主任賠了不是。不久,在校務會議上有人提出,大學教授為人師表,打人還有資格做教授嗎?認為浙江大學不能留束星北,在會上爭吵不下。但竺可楨認為束星北是個人才,他說:「我們用人是用他的學問,又不是用他的脾氣。」力排眾議把束星北留下來。
浙大的費鞏教授在一次教務會上,當面對竺可楨冷嘲熱諷:「我們的竺校長是學氣象的,只會看天,不會看人。」竺可楨微笑不語。後來,竺不顧教育部「只有黨員才能擔任訓導長」的規定,認為費鞏「資格極好,於學問、道德、才能為學生欽仰而能教課」,依然請費鞏做浙大訓導長。
在聘請教授時,竺可楨敢於挑戰唯學歷是從的「偏見」。當年浙大化學系有個器材保管員叫查長生,早年因家境困難,無力上大學,只有高中學歷,在浙大化學系保管器材,常常去旁聽化學系的課,學完了一年級到四年級的全部課程。抗戰期間,前線傷患需要大量磺胺藥物,而這類藥全部依賴進口。查長生翻閱很多外國相關文獻,自己實驗合成磺胺藥,合成後卻沒有辦法鑒定其療效。恰在這時,他的小兒子得了痢疾,情急之下,他把自己合成的藥給兒子吃,結果一吃就好了。竺可楨聽說這件事後,親自跑到查長生的家裡,懇切敦請他出來當浙大教師,給學生講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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