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和他的景星勳章

岳父尹公生於一八八九年，四川省仁壽縣人，幼時在鄉接受豐富的家教和新式教育。高中畢業後，決定出川去北京大學農學院就讀，得學士學位。青年才俊回鄉後，先後在高校任職，並兼任成都「新川報」編輯，表現傑出。以其堅強的個性、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充滿活力的辦事能力，受到川西軍閥劉文輝的賞識。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時，年二十八歲的尹氏被劉氏委任為西康省西昌縣長。當時南京中央政府下令全國禁菸，劉文輝亦想表現，極想將西昌縣建造成為全國模範縣，將重點放在處理遍及上下四周的菸毒（鴉片）問題，強制執行統購統銷政策，控制公菸和私菸的產銷流動方向，並普設戒菸所。

尹公配合劉氏的理念，執行中央的禁菸政策，施行以來頗有成效，很受中央和四川省府的褒獎。但菸毒之害根深蒂固，慢慢地，尹氏的嚴厲禁菸政策遭到既得利益私人和團體的隱形反抗，這竟包括劉文輝在內。尹公終於被逼離職，回到成都在省府工作。

尹公返抵重慶後，先後任重慶市黨部委員、重慶南岸區市政管理處處長、川陝鄂公署中將參議兼公署駐渝辦事處副處長。後因抗戰開始，糧食問題嚴重，尹公因有學農專業，且有行政經驗，被調派至湖北省任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這是尹氏獨當一面主管糧政的開始。

八年對日抗戰，中央政府遷都重慶，中央及各省市縣行政單位及各地民生的糧食供應至為吃緊，亟需適當解決。一九三八年前後，尹公有一遠房親戚唐縱先生，在蔣主席待從室工作，適時向主席提供尹靜夫在糧政方面的主張，及在湖北省糧食管理處的成效。四川成都平原是中國最大糧倉，加之尹父是川中才晉，在川中交遊廣闊，深受尊敬。

中央政府於一九四二年在行政院內增設糧食總局，下設民食司，並任命尹公為民食司長，專責全國田賦的管理：決計將田賦一律改為徵實，便於控制糧源的供應，維持糧價平穩。實施已逾千年的以錢幣繳交田賦的政策，遭暫停或取消。

一九四三年民食司改為管制司，尹氏仍為司長。他的辛勞襄佐糧政，對當日抗日戰爭貢獻甚巨，糧食部在一九四四年領給他 「糧政獎章」。在對日抗戰期間，四川省的糧食徵額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尹公代表糧食部與行政院的其他有關部門長官，定期赴主席官邸，晉謁領袖請示機宜，然後齊赴省議會說明當時國家的糧食情況，呼籲全國上上協助政府解決困難。因尹公對抗戰的巨大貢獻，一九四四年蔣主席特別召見，並特頒「景星勳章」（見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對日抗戰勝利，全國歡騰，尹公代表糧食部，並與其他部門的代表，包括行政院代表谷正綱、經濟部代表嚴家淦、軍政部代表楊繼曾，專機飛往湖南芷江陸軍總部商討戰後接受事宜，再飛南京參加九月九日的受降典禮。尹公因其對抗戰的偉大貢獻，中央政府授予「勝利勳章」；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當選四川省第二選區第一屆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常發諍言，盡為民喉舌之責。

由於日本投降來得突然，中央各部門還在為長期抗戰努力奮鬥，對戰後的處理尚未有完整和善後的安排和設計，政府上下都在忙著淪陷區的接受，上下交征利，合法的「接受」變成禍害的「劫受」。尹公原可趁接受之機大撈一筆劫受財，但他潔身自愛，沒有同流合汙，這是聖者之行。

沒有計畫和有效管制，淪陷區的「順民」飽受劫受之害，苦不堪言。政府上下貪汙橫行，再加嚇人的通貨膨脹，經過數次幣制改革。此時尹公已無官職，專任立法委員。迫於民意及國際壓力，蔣主席宣布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先生代行總統職務。短短五年時光，大好河山變色，政府遷往廣州，此時中央政府幾乎是無路可退。

由於情勢緊急，中央政府擬出兩套退路：其一是撤退到台灣，另一選擇是回程重慶轉進西昌。對後一選項，尹公在行政院會中力陳萬萬不可，因他曾任西昌縣長，並在川西任職多年，深切了解那裡情況，認為遷到那裡便是死路一條。幸好最後決定遷往台灣，不然中華民國將從歷史洪流中消失。作此決定後，在全國慌亂之際，尹公被委為經濟部次長代行部務，那時的經濟部長已由廣州逃往香港，尹公於是負責行政院遷台大計。

蒼天有眼，中華民國社稷在台得以延續。遷台後國府勵精圖治，重建復興大業。一九五○年，尹公離開經濟部改任交通部政務次長，一九六一年被特派為立法院秘書長，六年後請辭，由此離開政府公職。

尹公終其一生，服務黨國，造福國計民生，在眾多關鍵時刻，迭任政府要職，從無尋求自利的打算，素有為政清廉之名；離開公職以後，連自用的家舍還得求助親友。他給我們的家書，絕不見政府信紙信封，郵資電話均是自付，為政者當如斯也。

尹公善書法，為台北筆會成員，經常巡迴台島作書法表演。他並有國際聲譽，不時應美韓日諸國文教人士之邀，歷訪其首都巨埠展示書法，以從事文化交流，增進民間親善，飛行萬里，僕僕風塵，而神明渙然，矍鑠如故。自從收了我這個女婿後，常賜家書，教誨為人處世行事之道，並賞予珍貴條幅墨寶，我皆珍藏。我對岳父尹公，詩經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