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族的留學史

近代中國的出國留學，始於清代同治年間。我的父親生於一九二五年，是家族第一個讀書人；從那時至今一個世紀，我們這個家族先後走出幾代留學生。

一九四○年代中葉，父親考入聖約翰大學，這所以「光明與真理」為校訓的美國教會學校，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約大很難進，入學考試長達六天，每天上下午各三小時，六天之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餘都用英文。約大非常重視英語，是第一所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中國大學。

一九四○年代後半葉，中國經歷大動蕩，人們在命運的十字路口各自選擇去從。許多人南下台灣，許多人則反其道北上；許多人東渡美國，許多人則反其道由美國西歸。父親以其約大教育背景可以東渡，卻留在了上海，從此他與萬千讀書人一樣，在後半生歷盡苦難。

聖約翰大學於一九五二年被解散，一代名校就此消弭於歷史長河。父親認為在約大的時光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終生以自己是約大人為榮。一九九二年父親不顧年事已高，參加約大被解散四十年後的首次校友聯誼會，在美麗的約大校園圓了畢生之夢。

留學是指生於母國而赴他國留居學習，因此從嚴格意義來說，父親並沒有真正留過學。不過他畢業於有「東方哈佛」之稱的聖約翰大學，接受過以英語為基礎的嚴格美式教育，從這方面說，他稱得上「準留學生」。

很自然地，父親把出國留學的希望寄託在我身上，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浩劫年代，這只能是黃粱美夢。大學畢業後，我被發配去接受工人與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蹉跎了十年寶貴青春歲月。文革結束後，我考取第一屆研究生，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獲得理學碩士學位，任職於上海體育科學研究所。

說來難以置信，促使我留學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尿。多數運動項目都與骨骼肌密切相關，然而在一九八○年代，還無法準確測定全身骨骼肌總量，唯有尿肌酐方法比較有希望。其原理並不複雜：骨骼肌含有的肌酸，每天以較恆定的比例脫水生成肌酐，而肌酐全部隨尿排出；因此測定尿液內的肌酐含量，就可以估測受試者的骨骼肌總量。

此方法說起來簡單，實施起來卻相當困難：受試者必須連續七天、每天收集二十四小時的全部尿液。當我開展這項研究時，竟連一個志願者都找不到，因為沒有人願意整天隨身帶著個尿瓶。

於是我只能以自己及兩個十多歲的女兒為受試者，我們「閉關」在家一星期，生活的中心就是收集尿液。每隔四小時各自把小便解到燒杯裡，先用量筒測定尿量，再取少量尿液供測定肌酐濃度。那些天，我家冰箱裡放了一百多個裝尿的小瓶子，妻子感到惡心，但又無可奈何。時至今日，不知道還有幾個孩子願意參加這樣的實驗，還有沒有妻子能容忍冰箱裡放尿瓶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實驗證實尿肌酐的日排出量是相對恆定的，可以用來估測全身骨骼肌總量。其後我又發表多篇有關尿肌酐的論文，獲得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頒發的科學技術進步獎。隨著研究深入，我認識到尿肌酐方法有侷限性，難以準確測定骨骼肌總量。

意識到研究遇到瓶頸，我自然產生留學深造的想法。我寫信給同一研究領域的外國學者，並附上自己論文的英文摘要。很快我就收到Heymsfield教授發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回信，他寫道：「我欣賞你在肌酐領域裡的工作。如果你願意，我想邀請你來我的實驗室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就這樣，我於一九九○年踏上留學美國之路。在哥倫比亞大學肥胖研究中心，我潛心探索人體組成規律，並在荷蘭獲得人類營養學博士學位。

家族的下一代留學生是小女兒，由於我的留學，她於一九九一年來到美國。當時她高中畢業，無縫對接進入紐約市立大學，畢業後又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營養學碩士學位，其後一直從事與醫學相關的工作至今。

我大女兒的兒子，則是家族的再下一代留學生。二○一三年他隨其母由上海來美，進入高中學習，畢業後分別在倫斯勒學院和南加州大學受到了較完整的美式教育。他獲得工學碩士學位後在加州工作，如今已結婚成家。

就這樣，留學改變了我們這個讀書人家族的生活道路和命運。至於外孫的後代，就不是留學生了。留學是指生於母國而赴他國留居學習，外孫的後代出生、成長和學習都在美國，當然就不是留學生了。我們家族的留學史，也就此畫上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