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鼓聲中的命運(下)

我連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上午，鑼鼓「咚咚、咚鏘咚鏘、鏘咚鏘」 地竟然敲進我家裡來了！而且竟然是為我而敲，連帶殃及臥病在床的母親。

那是文革大動亂之後，該打倒的已被打倒在地，並被踩上了一隻腳，看來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此紅衛兵的歷史使命似乎已完成了。癱瘓的城市不能再容忍「哪吒」、「齊天大聖」等那些紅衛兵組織的小將們興風作浪，國家要「抓革命、促生產」了，而瀕臨破產的工礦企業無法全部安頓我們這些失學生。於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再次大手一揮，號召學生們響應他最新發表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全市鑼鼓喧天，遊行歡慶最新指示的發布。

然而，紅衛兵們，以及似我那樣的未參加紅衛兵去「砸爛舊世界」的「逍遙派」們，都成了下一步被「革命」的對象了。學校通知我們回校寫「獻忠書」，響應毛澤東號召去農村或邊疆。我沒回學校，更沒寫什麼獻忠書，倒不是我有多大的膽量，竟敢不響應毛的號召，而是我母親病了，起不了床了。

那時，我母親還不到五十歲，可是家庭貧苦，她勞累過度，積勞成疾，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等多種疾病。曙光醫院著名中醫張羹梅還沒被打倒前，給我母親診斷，說我母親就如久穿磨損得非常厲害的衣服，有洞（病）處，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沒有破洞的地方，也像布料逐漸腐蝕，病情極為嚴重。

張醫師被打倒歸入醫院掃地大軍後，母親的治療中斷，改由革命造反派的護士充當醫師，因此病情加劇，早在毛指示發表前已經臥病不起。那時家裡地板老舊鬆動，走路腳步稍重，地板震動，母親的心跳就更劇烈，因此，家裡人走路都得輕手輕腳。

父親必須上班養家，姊姊已經出嫁，哥哥在郊區工作。初二下學期我還未完成期末考試，文革卻突然爆發，我失學在家，成為了家中的頂梁柱。從十六歲起，我便承擔起了做飯、洗衣、煎中藥和照顧母親的重任，原本勤勞的母親只能無奈地躺在床上，看著我笨拙地處理家務。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不畏懼去農村邊疆吃苦，也無法忍心拋下母親不管，去寫什麼獻忠書，去什麼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

當時，我上學的浦光中學的工宣隊，由於我幾次被傳喚卻未回學校寫獻忠書，就命令低年級學生敲鑼打鼓敲到我家催逼。我家只有一間屋子，但飯桌前有塊空地可以安放鑼鼓，鑼鼓隊卻故意緊挨在母親病床邊放下鑼鼓 ，然後緊鑼密鼓地敲起來：「 咚、咚！咚鏘咚鏘、鏘咚鏘」、 「 咚咚……」 ，聲聲催迫我回校寫獻忠書。母親被震天響的鑼鼓聲敲得心臟劇跳，不由自主地呻吟起來。

我擔心這樣再敲下去，母親撐不住會出人命，兩害相權取其輕，趕快舉起雙手作投降狀，大喊著：「別敲了，求求你們別敲了，我跟你們走，寫獻忠書去！」 於是，我被這批學生「押送」到學校，與其他不願寫獻忠書的同學一起被關在一個大教室裡。工宣隊長龔水根對我們這些「囚犯」說：「今天你們必須寫出獻忠書，寫了才可回家，中飯有麵包賣。」 同學們低頭沉默，有的忍不住哭出了聲。我是絕不會寫獻忠書的，可如何逃離回家卻頗費躊躇，因為母親獨自在家無人照顧。

中午時，守在門口監看的那個工宣隊員去吃飯，換班監視的是教過我生物課的石守安老師。大約十分鐘後，我抱著肚子「唉喲，唉喲」 地呻喚起來，石老師走到我課桌前，問我怎麼了，我帶著哭聲說我肚子痛要回家。她臉上閃過一絲笑意，似乎知道我在撒謊，但她很快板起臉說：「你跟我走。」我跟著她，依次通過樓梯口和校門口兩個崗哨，都是石老師說情，才得以放行。

猶如逃出籠子的鳥，我頭也不敢回，從學校一路小跑，氣喘吁吁跑回家。看到母親雖然因為鑼鼓猛敲而臉色蒼白、心跳加速，但在我到家時已稍微緩過來，我不由額手稱慶。是我好漢不吃眼前虧，當機立斷投降得快，否則母親出了事，我到哪裡去申冤報仇？至於當天的逼迫對我和母親心靈上的傷害，我沒顧得上去體會，痛定思痛時，我選擇遺忘，麻木是那個時代的生存之道。

當然，我最終還是沒能逃脫不幸的命運。半年後，被迫前往距家六千餘里的「北大荒」接受「變相勞改」，整整九年半之久。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文革的鑼鼓聲早已沉寂，歷史的塵埃也漸漸落定，那段苦難的歲月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然而，它卻吞噬了我的青春，心靈上的創傷再也無法完全癒合；身體上的多種疾病，也深深烙印著那個時代的饑餓與傷痛，成為無法抹去的印記。

儘管如此，苦難也賦予了我對人生更為深刻的理解，我從痛苦中找到了成長的力量，使自己變得更加堅韌與成熟。如今，夕陽餘暉中，我更加珍惜當下的寧靜，享受著退休後的生活，做著自己喜愛的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