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度劫波(下)

一九六六年初，文革風暴前的凝重沉悶氣壓已然形成。五月，父親赴京參加部隊文藝工作會議，會議罕見地開了四十多天，會上一批部隊作家和一些軍區文化部負責人被點名批判。

父親回廣州後不久，被罷了官，被勒令交出日記。父親的日記記了幾十年，要從中找出「問題」輕而易舉，他極度緊張，壓力巨大。八月二十四日夜，父親墜樓身亡。這天正是我生日的前夜。

那夜，我母親作為編委，正在廣州日報坐鎮總值班，接到電話，她匆匆趕到醫院。在急救室外，母親聽到父親發出的一聲長嘆，那是她聽到丈夫最後的聲音。

父親身亡後，立即被定性為叛黨叛軍，性質非常嚴重，成為敵我矛盾。突如其來的變故，母親馬上想到傅連暲，因為他是中央保健組的負責人，與很多中央領導人熟悉。

母親立即打電話給傅連暲，傅連暲說：「中南局（主管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第一書記陶鑄已調到北京中央書記處，陶鑄也兼任著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我把你的情況和他通通氣，請他酌情處理。」

可文革形勢如燎原烈火，發展異常凶猛，就在與傅連暲通話幾天後，傅連暲自己也在北京遭批鬥。八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毛澤東求救，他說，「我在于都救過您，現在請您也救我一命。」毛澤東在九月三日批示：「此非當權派，又無大罪，應予保護。」於是，傅連暲暫時逃過劫難。

而我母親寄予希望的陶鑄，雖然在劉少奇、鄧小平被批後，成為中央第三號人物，但因為不滿江青主導的中央文革的跋扈行為，採取了抵制的態度，得罪了中央文革一班人。江青把狀告到了毛澤東那去，陶鑄很快也被打倒，被歸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集團，一時間「打倒劉鄧陶」的聲浪傳遍全國，我母親的希望也落空了。

形勢愈發惡化。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傅連暲所謂特務嫌疑，與陳真仁一起突然遭逮捕，被關進秦城監獄。期間，傅連暲被打斷三根肋骨，被關進單人牢房中。傅當時七十四歲，患有嚴重的胃病，因為無法下嚥冰冷的饅頭，請求獄方給點稀飯，但遭拒。三月二十九日，半個月來沒吃什麼東西的傅連暲，被發現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死去，手上和腳上還戴著鐐銬。

兩年不到的時間裡，我母親和陳真仁相繼失去了丈夫，子女也受到牽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後，傅連暲的案子被重新調查。毛澤東聽聞傅連暲死訊後，說：「賀誠（解放軍衛生部部長，文革中也被批鬥）尚在，傅連暲已逝，嗚呼哀哉！」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後，對文革中一批老幹部遭迫害案進行平反。當年十月份，我母親先是接到傅連暲兒子的信，說中央九月為傅連暲平反並舉行了追悼會，徐向前、聶榮臻、陳雲等參加。

接著，我母親又收到陳真仁十一月六日的信，告知傅連暲平反的事。信上說：「傅連暲追悼會已開，中央考慮到對外的影響，不公開報導追悼會的消息，但在十一月五日在解放軍報刊登了由你整理的傅連暲的署名文章，長征路上的雪裡送炭，這也是恢復名譽的一種辦法。」並隨信附上解放軍報五日的報紙。

陳真仁在信中還問我父親的問題解決了沒有。雖然當時文革尚未結束，但鄧小平已主持軍委事務，我父親之死的定性也由叛黨自殺改為病故。我母親回信將這一情況告知了陳真仁，陳真仁再回信囑咐我母親，我父親的結論一定不能留尾巴，原則問題一定要堅持，這是關係到後代的問題。

一九七八年，終於，我父親徹底平反了。廣州軍區在我父親逝世十二年後，舉行了追悼會。追悼會上，我父親的骨灰盒上覆蓋著黨旗，但其實骨灰盒裡沒有骨灰，只有一副領章帽徽。而傅連暲的兒子在給我母親的信中說，他父親追悼會上蓋著軍旗的骨灰盒裡也沒有骨灰。文革中家屬要是敢留特務叛徒的骨灰，本身就是一種罪過，所以當時很多遭迫害死去者都沒有留下骨灰。

一九八一年的一天，我回家開門時，聽到家裡來客人了。我循聲走向母親房間時，聽到母親說：「是我老四回來了。」說話間我已進了房間，只見一位著軍冬裝、戴著眼鏡的阿姨，從籐椅上站起來轉向我。母親說：「這是陳阿姨，傅伯伯的愛人。」她就是陳真仁，不久前她被任命為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顧問，這次到廣東是冬休。一到廣州，她馬上來看望我母親。

她慈眉善目，拉著我的手笑著打量著我說：「最小的孩子都這麼大了，真不容易。」她轉向我母親，感慨道：「我們這些年吃了這麼些苦，怎麼說現在看到孩子都長大成人，也是種安慰了。」「是啊，這也是苦盡甘來了。」兩位經歷過戰火，在文革中飽受磨難的母親，此時情同姊妹心心相印，眼睛裡都流露著慈善和期待的目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