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探親往事
在上世紀六、七○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我從上海來到黑龍江的農場務農。我們這些從城市和鄉鎮學校畢業、去農村務農的人,被稱作「知識青年」,簡稱「知青」。當時我只有十七歲,就告別了家鄉和父母來到了幾千里之外的祖國北疆,開始了獨立生活。一起來到我們農場第十分場的,有三十多個和我一樣大的男女青年,大家那時都以為我們會在這裡扎根,成為黑龍江人。
離開了生我養我的故鄉,誰不想家。按照當時政府的規定,單身的國營農場職工每年有十二天的探親假,路費也可以報銷,這一點要比去農村生產隊插隊落戶的那些「知青」要好,只是請假需得到批准,何時能去探親自己說了不算的;在農村生產隊落戶的人雖然享受不到我們農場職工的福利待遇,但來去比我們自由。
我們農場通常只在冬天才允許大批人員回家探親,這是因為我們農場地處東北高寒地帶,數九寒天沒有多少農活可以幹,正是可以給職工放假的日子。雖然冬天出行多有不便,但那是元旦和農曆春節的時段,所以我們也挺願意的,誰不想回家過團圓年啊?
我們到農場是當年的五月初,第二年年初到春節期間,分場領導就做出決定,允許我們回家探親,但是希望有一部分人留守,不能都走了,因為總還有很多事要人來做的,比如牛馬需要人來餵養,食堂也不能關門,總有人要吃飯,還有管理菜窖、積肥等事情。
剛來農場時都特別想家,所以都想成為第一批回家探親人員,提出的理由也各式各樣。我那次是留守的,心想反正十二天探親假是不會作廢的,早一些晚一些使用也不要緊。
獲批回家探親的人都非常開心,忙著向留守的人借錢。因為當時我們的工資都不高,除去平日花銷,所剩不多,而回家的路費要自己先墊上,探親回來才能報銷。此外回家過年也是需要花錢的,還要在上海買一些日用品和食品帶回農場,因為當年上海的日用品和食品供應是全中國最好的,好多東西在農場買不到,只能在回上海時採購。
為了探親借錢,後來在我們那裡成了慣例,凡要探親的都會找同伴借錢,而且沒有借不到的,體現了「知青」之間互相幫助的精神。
我是在來農場的第三個年頭的一月份,才獲批回上海探親的。因為我積攢了兩年的假期,所以總共有二十四天探親假。那時我們回一趟上海坐火車需要四十多個小時,差不多兩天兩夜,好在路上所花的時間不計算在探親假的天數內。
我先從我們農場所在的德都縣龍鎮乘慢車到哈爾濱市,再轉乘哈爾濱到上海的快車到上海。我買的是龍鎮到上海的慢車聯票,到哈爾濱火車站再補上坐快車的差價。從哈爾濱到上海的快車票有幾天可以使用的期限,我和同行另一個人決定中途在天津下車,再另買票轉道去北京一趟(距離不遠),因為我長這麼大,祖國首都還未去過,很想藉回家探親的機會去看一看。
我們兩人在北京站下車後就分手了,他去他親戚家住,我也得去找地方落腳。我在北京沒有熟悉的人,我大姊當時在毗鄰北京的涿縣工作,她自己脫不開身,但給了我一個地址,讓我去找一個人。此人是我外公外婆家老保母的兒子,外公外婆視保母如同親人,所以他們要我們小輩稱保母的兒子為舅。我大姊在北京的大學讀書時,星期天常去這個舅舅家玩,和他們一家人很熟,所以要我放心去找他。
但是我找到舅舅家卻吃了閉門羹,家裡沒有人。當時天快黑了,我趕緊又去了舅媽工作的北京積水潭醫院,舅媽果然在上班。從她那裡才得知,舅舅在「五七幹校」(文革時期辦的對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農場),兩個兒子和我一樣都是下鄉「知青」,在外地未歸。舅媽當晚值夜班,只好將我安排到醫院急診室的一張空的病床上休息。我那天確實累了,倒頭便睡著,一覺到天亮,才跟舅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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