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為何捨文學理

借助無遠弗屆的互聯網，最近我聯繫上高中語文老師吳先生。他年近九旬，教過的學生數以萬計，卻依然記得我這個六十多年前的老學生，我想這可能與吳老師當年頗為賞識我的作文、並鼓勵我報考文科有關。不過我最終卻選擇了理科；那時的捨文學理，竟決定了一生的方向。這是怎麼回事呢？

上世紀六○年代初，我就讀上海名校松江二中。距離考大學還有一年時，一個重要選擇擺在面前：考大學選什麼專業？那時大學招生分三類：理工、醫農和文史。我父親是醫學院教師，希望我子承父業。我卻不作此想，因為小時候在父親的醫學院裡，目睹解剖技術員把屍體大卸八塊的場景，大受震撼，早就把學醫排除在外。而理科和文科這兩類，我都喜歡，希望兼修卻不能夠，因為規定不得跨類報考。於是選理還是選文，難以定奪。

然而其後的一件事，卻解決了這個難題。某日班級選舉，要選幾個同學當班長、學習委員、衛生委員之類，這種比芝麻還小的「官」，不就是為同學做點事嗎？班主任卻看得嚴重，不但親自指定候選人，每個位置只提一個候選人，而且舉手表決。誰舉不舉手，班主任站在前面一目了然。

我想，這樣子的選舉與班主任直接指定有什麼差別？於是我憑著初生牛犢一股勁，寫了篇小文章，說候選人應由學生自由提名，實行差額選舉，還要無記名投票。文章一氣呵成，恰好班級黑板報要更新，我的「大作」當天就登了出來。對我的文章，支持的同學居多。然而好景不長，班主任聞訊趕來，鐵青著臉看了我的文章，當即吩咐擦掉。

事後有個同學悄悄地對我說：「從上到下，連國家主席都是等額選舉，你怎麼異想天開要差額選舉？要是早幾年趕上反右派，憑這篇豆腐干文章，沒準就能弄頂右派帽子戴戴。」

這讓我想起遠房哥哥何兄，八年前考上郵電學院學習無線電。一九五七年號召向黨提意見，何兄說「郵電學院」這個校名，似乎停留在送信和打電話的郵電局時代，與電訊時代脫節，建議改為「電訊學院」。不料反右旋即開始，就憑這一條何兄被打成右派，發配勞動改造。

同學的話與何兄的遭遇，把我驚出一身冷汗。其實那時我不過十六歲，懂什麼民主選舉？然而即使這朦朧的民主意識，也為形勢所不容。從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來看，選舉關係到領導權，因此從上到下每個位置，都必須由可靠的人掌握，絕不能搞自由提名與差額選舉。好在班主任心地善良，把這起可大可小的事件，悄聲悄息壓了下去。

高中畢業前，吳老師看我作文還不錯，鼓勵我報考文科。然而那豆腐干文章在我心頭的陰影未消，就婉拒了他的好意，選擇報考理科。世上就此多了個科學工作者，少了個或許有點出息的文學作者。不過對我來說，這實在是好事，假如當年報考文科，當然少不了寫文章，那麼在文化大革命、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中，難免不惹禍上身。

回想起來，那篇幾百字的豆腐干文章，竟然是我出國前，除了科學論文，唯一公開發表的文章，而且是發表在黑板報上，還只有三小時壽命。

來到美國，我感受到比物質享受更為寶貴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好在我頭腦裡的文學細胞還在，於是在撰寫英文學術論文之餘，我又拿起筆撰寫中文散文，任心靈自由飛翔，讓真情從筆端流淌出來。前些時歸攏一下，來美三十多年，我在世界日報發表了三百多篇長長短短的中文文章。

我把這些向吳老師匯報，他回覆道：「不簡單啊，寫了那麼多。我雖是文學科班出身，筆頭算是比較勤的，也沒能寫那麼多。」吳老師又提及當年我那篇題為「難忘的時刻」的作文，全班同學得分都在七十上下，我卻獨得九十三分，還收入他編撰的優秀作文集。

承蒙吳老師厚愛，把這篇作文與他的評語，逐字逐句抄錄下來，再透過互聯網發給我，以作紀念。我表示感謝，他回覆道：「這是應該的，教師的天職就是發現人才，盡自己所能加以培養以成大才。你文理皆佳，是我從教五十六年的僅見，故感欣慰。」

這就是我的故事：六十年前期望「文理兼修」，卻不得不「捨文學理」，來美國後終於能「文理兼修」。人這一生的經歷，有時候就是這樣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