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放牛班升學班

近來在上下古今欄目中，拜讀了數位來自台灣文友的大作，文中提及過往學習或教學相關內容時，均不約而同地出現「放牛班」一詞。

縱然「放牛班」這充滿貶義輕視之意的結構和組織已不復存在，但的確是在我受教育的年代間之實際產物，不但學校師長毫不避諱地使用之，連報章雜誌也直言不諱。

發生於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以阿六日戰爭，以色列軍隊在不到一周內，如秋風掃落葉般地橫掃阿拉伯聯軍。蔣介石先生聞訊後連忙召集軍事會議，檢討以阿雙方軍隊的得失，咸認以色列成功的國民教育向下扎根，從而全面提升國民素質，是制勝的最大因素。

中華民國政府乃於翌年一九六八年，在一年之間的準備時間內，排除經費人力上的困難，將原先的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到了九年。從此加入的初級中學三年學程，因為免試入學之故，而改稱為國民中學，並簡稱為國中。自此，莘莘學子在就學過程中，所要面臨的第一次「大考」，就是受教九年後的高中聯合招生考試，繼之為再三年後的大學聯合招生考試。

當時幾乎每所稍具規模的國民中學均便宜行事，且為了提高高中聯考的升學錄取率，都會依照學生的成績好壞，進行「能力分班」，在同一所校園內所謂的「好班」、「普通班」和「壞班」三級制，就在那個時空之間區分出來了，至於更「吸睛」傳神的名詞，諸如「放牛班」或「牛頭班」，以及「升學班」的名稱也就大行其道。

我自小學畢業後，在當年暑假中某日，赴母校國民中學參加能力分班考試，隨後按成績分發，僥倖分進了所謂的「好班」或「升學班」。從此即便不敢說是天之驕子，但是制服上的「班號」就像是印度種姓制度的標識一般，具象地顯示出自己在校園內的身分地位；而且同班同學均是來自各小學的翹楚，一種隱性的競爭氣息瀰漫開來了。

當時學校最有權威的「管理組長」王老師，在巡堂的時候，一枝教鞭絕不離手。某次本班午睡時分有些吵鬧，王老師將全班同學拉出教室，集合後一番訓勉，隨即讓大夥回到教室午休，自行反省。而對於「放牛班」的同學犯同樣錯誤時，王老師就不如此心慈手軟了，直接將該班同學帶到校園中至聖先師孔子像前，命令學生列隊，在南台灣的烈日炙烤下，雙手手臂向前平舉，腿部微曲半蹲，以示懲戒。可知兩種「班別」所受的待遇大不相同。

到了初中三年級下學期，正值高中聯考前夕，當時課程均已教授完畢進入復習階段，有時我想留在家中不去上學，則必須將「請假單」親自送到王老師處簽准方可。某次下課時分抽空前往，前面一名出示請假單的別班同學被王老師冷嘲熱諷一番，才得以准假。而當我遞送請假單時，王老師輕聲溫和地說：「你準備請假溫習功課啊。」實際上王老師並不認識我，只知我的班號而已。如此一番溫情操作，作為既得利益者，至今言猶在耳，三、四十年後與同為校友的弟弟論及此事，不覺莞爾。

再者，我們在能力分班後，尚需經歷年年考核合格，才得以逐年不進入「轉班」淘汰的程序。當然各別班級自有自個兒的困擾，所謂的「好班」亦然，「好班」一切以學習成績至上，說話的聲量也與之成為正比。某些成績不錯的班級幹部，像班長；副班長等，公然霸凌成績偏後的同班同學也所在多有，班級導師和同儕也默許如此情事發生。

當年政治上在蔣氏政權「反攻大陸」的政治正確下，某些圍牆上曾經有一段著名的標語「一切建設，用於復國」；而我們班則是以升學主義至上，可以改寫為「一切努力，用於升學」，其他則視為旁枝末節。

直到通過高中聯考後，進入高級中學就讀，我發現我周遭都是各縣市、各鄉鎮國中「升學班」的同學才得以同窗共聚，不過沒有了因「能力分班」考試產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班號」，大家也能平和地相處，縱然數年後大學聯考的陰霾和無形壓力仍在，反倒是較先前國中的「肅殺氣氛」沖淡了不少。

撫今追昔，固然自己是「能力分班」的時代受益者，但是這種人為製造的「階級」，蔑視學習成績落後的「弱勢族群」，加上當時的氛圍也極少對這些「掉隊者」給予同理心的關懷，實在是苦了當年被邊緣化的特定學子們。

作為一名已經教養兒子二十多年的父親而言，私下認為培養孩童健全的人格、正確的價值觀、健康平衡的身心、承受壓力的能耐、對周遭人性的關懷等，遠比升學考試重要的多，還好當時國中「能力分班」已經在多年前掃入了歷史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