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時代「長安十日」作者江雪：媒體已博弈不過體制

中國獨立媒體人、「長安十日」作者江雪表示，中國黨媒環境在1995年市場化媒體興起後，曾出現過鬆動的「黃金年代」，媒體願意突破禁令，一度起到引領社會議程、聚焦公民權利、鼓吹市場法治的作用。但習近平上任後，公民社會面臨系統性地控制，媒體已博弈不過體制，「大家都放棄了」。

新竹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22日邀請江雪線上演講，以「從『改變中國』的幻滅到獨立記錄的可能—我所經歷的新聞業變遷」為題，分享了對中國媒體環境的觀察。

從業20多年的江雪表示，八九民運（六四事件）以後，中國深陷一片沉寂、肅殺，後來受鄧小平南巡倡導市場化改革影響，中國黨報體制曾於1995年出現鬆動，市場化媒體應運而生，例如中國第一張都市報「華西都市報」在成都創辦。儘管都市報仍為黨報的子報，但功能不再是報導領導講話、黨的政策，會關注市民關心的議題。

江雪指出，當時的媒體得以展現「新聞專業主義」，例如2003年「南方都市報」發布調查報導「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揭露被以三無人員為由收押的孫志剛，遭廣州收容所人員打死；或如2005年媒體曝光「聶樹斌案」等，當時中國全國媒體基本上沒有錯過這兩個案件，並做了深入的調查報導。

江雪回憶，那時媒體一度起到引領社會議程、聚焦公民權利、鼓吹法治的作用。透過媒體搭建平台、設置議題，進而促進討論，最終轉向政治與體制問題。各省也都有自己的強勢媒體，媒體間會相互交流，使訊息容易擴散為全國性議題。

「本世紀初，中國媒體基本上掌握在泛自由派的讀書人手裡，」江雪如此形容道。雖然根本體制沒有改變，但媒體對公民社會的成長感到樂觀，會吆喝著政府的開放政策、借題鼓吹著各項改革，「有時候會忘了水晶燈上的巨蟒隨時可以吞噬掉這一切。」

江雪以「黃金年代」形容這段市場化媒體能有所作為的時期，但她強調，「並不是真的有個黃金年代」，黨的審查和控制仍懸在頭頂，只是媒體願意與體制博弈。

然而，2013年，巨蟒動了。江雪指出，當年的「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成為中國近十年新聞業的轉折點。當時，廣東省委宣傳部在新年特刊出版前，要求對內容進行大幅度修改，打破事後審查的承諾，轉為事前審查。也在同年3月14日，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

江雪提到，習上台後頒布了「七不講」，使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與司法獨立都成為敏感詞。2014年，數百人死亡的「長江沉船事故」發生後，未見中國媒體有深度報導，媒體不再會突破禁令，如同是新聞業的「斷崖式崩塌」。

「最近十年，大家都放棄了，不再博（弈）了，因為你就博（弈）不過他們（體制），」江雪說。2016年，習近平再提出了「黨媒姓黨」。

江雪表示，這些年當局透過許多方式摧毀傳媒業和公民社會，例如以黨控制系統來禁止報導，透過立法、司法嚴懲各種異議者，甚至在微信群說了家裡的事，警察就會上門。另外，當局還系統性地抹殺記憶，成立新聞宣傳國家隊，電影局、新聞出版署已都由中宣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管理。

江雪回憶，她曾在2020年撰寫一篇評論疫情的文章，結果警察立即上門將她帶走，同個時間，她撰寫的人權律師文章反而沒被過問。「他們對疫情的反思很敏感，」江雪指出，當年4、5月，武漢封城剛結束，當局便宣傳著疫情在全球蔓延，但中國已成功控制了疫情，很早就開始竄改關於疫情的敘事。

疫情期間，已成為獨立記者的江雪，也以日記形式撰寫網路文章「長安十日」，記錄2021年底至到2022年初西安封城見聞，文章發布後在網上「活了兩三天」，但是「在文章發布的第二天，兩個穿著白色防護服、戴著口罩的警察就站在我家門口，非常詭異」。

儘管公民社會面臨當局系統性地控制，但江雪認為，在疫情期間發生的白紙抗議（白紙運動），便是基於人們本能的反抗，「極權之下，人們總是會反抗，而且這種反抗有它的價值」——即戳破了疫情期間管控的神話，「人們並不會永遠的屈服」。

江雪說，她經常聽到一種聲音問及「你們中國人是不是蠻習慣『這樣』的狀態？」但她認為不是如此，只是中國人內心真正的聲音無法讓外界感受到。所以她持續進行採訪工作，也始終希望做一名能正常表達的人。「我不是很樂觀，但沒有放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