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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結婚全家舉債… 高價彩禮為社會帶來多重危害

高價彩禮也衍生了不少社會亂象。示意圖。(取材自微博)
高價彩禮也衍生了不少社會亂象。示意圖。(取材自微博)

中國農村的高價彩禮現象,是在多種因素長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種社會習俗,很難通過單一政策改變。在中國經濟大環境不佳的今天,唯有揮出多面向的組合拳,由點而面解決,才能立竿見影。

近年來,高價彩禮問題頻頻引發關注,儘管多地展開勸導仍效果不彰。官媒調查發現,一些農村地區包含彩禮在內的婚姻綜合成本持續上漲,甚至還出現彩禮「競價」、「截胡」等商業味,有男方為結婚花費超過100萬元人民幣(約13.8萬美元),陷入「一人結婚,全家舉債」困境。高彩禮帶來的家庭破碎、婚姻焦慮等現象,已為社會帶來多重危害,亟需加大整治力道。

江西曾出現68.8萬元人民幣的天價彩禮。(取材自微信)
江西曾出現68.8萬元人民幣的天價彩禮。(取材自微信)

★既怕兒不婚 又怕娶不起

新華社旗下「半月談」雜誌在「部分農村婚姻失衡調查」中引用了這樣的例子。32歲的劉輝(化名)因為彩禮「沒談攏」去年剛告別一段感情,他掰著手指算了筆帳:彩禮15萬元,縣裡的房子和車首付還得30萬元,女方還想和他一起置辦個鋪面,這對他來說實在有些困難。

在劉輝的家鄉遼寧鞍山市台安縣,10年間結婚彩禮從5萬至8萬元漲到了15萬元左右。劉輝說,現在村裡娶媳婦的標配是一套房子、一輛車還有四金(金戒指、金耳環、金手鍊、金項鍊)。「有人家為娶媳婦欠了饑荒,一人結婚,全家舉債。」劉輝說。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歷時一年,調研全國14省份33個縣的一手案例發現,全國彩禮出現了持續十餘年的上漲,2021年彩禮平均數約為14萬元。

狂飆的彩禮只是農村結婚成本的其中一項。除彩禮外,一些地區的男方家庭還需面對約五到十項的婚俗支出。在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除彩禮18.8萬元外,還須支付改口費、蓋頭費、三金、酒席、拍婚紗照等。如果加上城區的房子和汽車,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過100萬元。

課題組研究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德福說,一些地區還出現男方家庭愈窮負擔愈重的現象。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條件不好,會要求更高的彩禮,作為婚後夫妻經營生活的成本,以此保持婚姻的穩定性。

結婚高成本給不少普通農村家庭帶來壓力。在遼寧本溪滿族自治縣三合村,產業少土地貧瘠,人均年收入在1.5萬元上下。54歲的陳大姐養了10餘頭豬還磨豆腐,一年收入3萬多元。「能掙一點是一點,兒子也快奔30了,現在既怕兒子不結婚,又怕結婚娶不起。」陳大姐說。

高價彩禮致部分農村出現「一人結婚,全家舉債」現象,失去了婚姻原本的意義。示意圖。...
高價彩禮致部分農村出現「一人結婚,全家舉債」現象,失去了婚姻原本的意義。示意圖。(中新社)

★新建小家庭 想一步到位

報導指出,城鎮化、攀比心理、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禮形成的三大原因。伴隨著縣域城鎮化的持續推進,社會心理的複雜化、部分地區男女比例失衡加劇,治理高彩禮的難度也在加大。

調研組發現,新一代農村青年生活預期普遍在城市而非鄉村,新建小家庭想要過上體面的城市生活,一個最為快捷的方法,就是通過索要足額彩禮「一步到位」。

出生在河南某縣的小凱說,原本女方不要彩禮,臨結婚前又提出增加20萬元的彩禮,「因為我家全款在鄭州買房未加女方名字,她的父母怕女兒吃虧」。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齊心表示,許多農民一面苦於高價彩禮的沉重負擔,另一面又樂於遵循傳統,把索要或給付彩禮當成一種人生任務。

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蘇等地農村,出生性別比失衡,年輕女性資源大幅度向發達地區聚集,村子裡只剩下一批光棍,也導致彩禮水漲船高。在江西省鷹潭市,2021年還出現一位出價28.8萬元彩禮的男性被另一位出價38.8萬元彩禮的男性截胡,最終相親失敗的事件。

高價彩禮引發的離婚及家庭破碎等現象,正衝擊著中國社會。示意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高價彩禮引發的離婚及家庭破碎等現象,正衝擊著中國社會。示意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埋婚姻隱患 離婚年輕化

高彩禮也為婚後家庭矛盾埋下隱患。與結婚時水漲船高的彩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農村婚姻的「保鮮率」愈來愈低:在一些農村地區,夫妻離婚從「丟人現眼」到「見慣不怪」,離婚群體也呈現年輕化趨勢;中部某省一農業縣民政局婚姻登記處一位負責人說,以前離婚,人們覺得丟人敗興,現在不稀奇了。

遼寧省台安縣是一個擁有30萬人口的小城。在台安縣民政中心「知心大姐」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室,僅今年3月,就已調解了160餘對鬧離婚的夫妻;調解員王鉬說,現在離婚夫妻數量逐漸增加,工作日平均要調解八對夫妻左右。呂梁山區某縣2020年到2022年離婚登記數原受離婚冷靜期和疫情影響下降至604對,2023年又回升至836對。

多地民政部門表示,當前農村離婚群體年輕化趨勢明顯。某縣民政局婚姻登記股股長張強(化名)說,過去來離婚的多是四、五十歲,現在多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25歲到35歲的大約可以占到離婚人群的六、七成。受訪人士表示,現在年輕人衝動離婚不少,一次異性轉帳、不打掃家務都有可能引發離婚。

中部某縣法院民事庭負責人說,在離婚案件中,有一半涉及婚外情,其中網路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各種社交軟件、「找附近」、「搖一搖」等功能,給出軌提供了便利條件;另一方面,手機上的出軌痕跡更易被發現,往往成為離婚的導火索。

持續攀高的離婚率,受害最大的就是農村裡的單親留守兒童。示意圖。(新華社)
持續攀高的離婚率,受害最大的就是農村裡的單親留守兒童。示意圖。(新華社)

★單親留守童 恐成長受困

作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承擔著重要功能,持續攀高的離婚率所引發的家庭破碎現象,往往帶來多重危害。

一個危害是單親留守兒童成長受困。不少農村年輕夫妻離婚後,一方出走,一方外出打工或再娶。年幼的孩子交給爺爺奶奶照顧,其身心成長相較於正常家庭兒童,往往面臨更大的困境。

曾在河南省汝州市一個農村進行暑期支教的馬瑩說,所教班上20多個孩子中超三分之一來自離異家庭,「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心理健康問題」。且單親留守兒童出現不良行為和被侵害的比率更高。

另一個危害是家庭經濟負擔加重。當前農村結婚負擔較重,即便是再婚,彩禮也需要七、八萬元,原本已經傾盡全力為兒子成家的父母,不得不在撫養孫輩的同時,再度承擔起為兒子成家的重擔。北方某山區縣一位村支書說,現在一些老人「管了兒子又要管孫子」,即使孫子已20多歲了,老人在種地之餘,四處打零工的情況屢見不鮮,就為了給孫子成家多攢點錢。

還有一個危害是極端事件風險升高。基層法院一位負責人表示,近些年壓力最大的就是防止離婚案件「民轉刑」。之前發生過一起夫妻鬧離婚,男方衝動之下開車撞人,造成人員身亡。而類似案件近年已發生多起。

參加「不要彩禮要幸福」集體婚禮的新人。(取材自中新網)
參加「不要彩禮要幸福」集體婚禮的新人。(取材自中新網)

●彩禮納村規、畫紅線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基層法院受訪者表示,近年來離婚案件增加,暴露出的最大問題是強化保護家庭的「第一道防線」前期預防不足,農村社區對家庭的介入乏力,等到矛盾激化了就「法院見」。「以前村裡有村委會幹部、婦女主任上門調解,大家也願意聽,比來法院效果好,深話淺話都能說。現在沒有人做調解的工作,一鬧架就讓去法院,其實第一道防線上解決是最好的。」

一位縣婦聯主席說,現在婦聯隊伍是「隊伍龐大、力量薄弱」,許多基層婦聯幹部身上兼著各種工作,能用在婦女家庭工作上的精力有限;同時,不少基層婦聯幹部比較年輕,在調解家庭矛盾方面能力不足、意願不強,發揮的作用有限。

多位基層民政幹部表示,一些夫妻在離婚時推卸養育孩子責任,甚至表示「孩子跟誰生不是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年輕人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責任感欠缺。

報導引述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德福等專家建議,持續加強婚前教育和婚姻指導,提高農村年輕夫妻的婚姻責任感和建造維護幸福家庭的能力。此外,進一步完善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注重發揮群眾自治組織、鄉鎮司法所、人民調解委員會、「鄉賢」的作用,妥善處理夫妻矛盾,促進家庭和睦。

針對單親留守兒童的成長困境,相關部門應落實好幫扶保障政策,積極探索介入幫助的方式方法,盡可能減少父母缺失帶來的負面影響。一些地區發動志願者、愛心人士結對幫扶困境兒童,以「一對一」形式常態化開展親情電話、功課輔導、心理疏導等活動,取得積極效果。

當前多地將彩禮整治納入村規民約並廣泛推廣,但取得實效尚需時日。遼寧省昌圖縣河信子村黨支部書記趙國友說,許多家庭的彩禮是私下商議,村委會很難掌握,即便了解也很難有合適的身分去干預,只能進行宣傳和引導。

近年一些地方嘗試給彩禮設置紅線,比如山東巨野縣出台文件移風易俗,提倡彩禮不超6萬元。受訪基層幹部表示,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禮攀比的風氣。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婚俗名目繁多,一些農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禮金額,也可能通過增加改口費等婚俗索要金錢,婚姻綜合成本並沒有降低。

高價彩禮屢屢觸動社會神經,折射出社會的婚姻成本焦慮。要想遏制不斷上漲的婚俗成本,專家建議,治理辦法還需進一步豐富。

「關於彩禮的新風尚,各地輿論宣傳引導效果不夠理想。」齊心說,一提到彩禮,許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談。應該加大對低彩禮、無彩禮地區婚俗文化的宣傳推廣力度,並適時開展全國性的婚俗新風宣教活動,集中力量在全社會形成強大輿論氛圍。

長期在農村解決矛盾糾紛的趙國友表示,高彩禮常常給婚後家庭矛盾埋下隱患,許多家庭在離婚時因為彩禮問題鬧上法庭。趙國友建議多宣傳這種反面案例,提供負面警示。

王德福表示,當前遏制高價彩禮的政策還是呈點狀分布,應該將一些地區良好的政策和經驗進行總結,因地制宜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一些重點省份還應該專項開展高價彩禮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將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納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鎮的負面清單,增強各級黨委政府治理責任,形成多層次跨區域的協同治理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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