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陳若曦對談同學王文興

（本文刊於2005年9月聯合報）

1961年畢業的台大外文系這一班，稱得上是文壇傳奇組合。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郭松棻、李歐梵、葉維廉、歐陽子、戴天、林耀福、楊美惠……，有的成為當代重量級作家，有的在學術上占一片天，有的成了中研院院士。

台北木匠家庭出身的陳若曦，性格強烈，年輕時受左派思想影響前往大陸，卻為文革而失望，出走後寫下了深刻的《尹縣長》一書，如今筆仍不輟，卻更常投身荒野保護。家學淵源的王文興，敏感細膩，自美學成後一直在台大任教，沉潛於他自稱「一天30個字」的極慢速寫作。獨特的文字風格，挑戰自己、也挑戰讀者。

記者問：1957年你們進了台大外文系，談談1960年以你們那班為班底創辦的《現代文學》吧。

陳若曦（以下簡稱「陳」）：那時我們都向《文學雜誌》投稿，後來主編夏濟安去美國，《文學雜誌》就結束了。

我和白先勇都騎單車上學，總在新生南路上遇見，邊騎邊聊。有次我說《文學雜誌》不辦了，很可惜，我們要有錢可以辦個雜誌。白先勇說：「錢？我可能有辦法。」結果真給他「搞」到了，從他爸那兒。我記得雜誌最大開銷除了印刷和紙張費，還有就是稿費。

問：陳若曦怎麼看當時班上男同學？

陳：白先勇又帥又高，當年有「小生」之譽。王文興跟我們女生話很少，跟男生話較多，他有才氣，充滿想像力。

問：據說當年王文興在班上有「神童」之譽，經常語驚四座？

陳：對啊，他平常很沉默，一開口講話，總言簡意賅，很有效果。

問：陳若曦是本省人，畢業後去美國念書結婚，卻選擇去中國參與建設，結果寫出《尹縣長》。王文興是外省子弟，出國後選擇回到台灣，寫出《家變》。怎樣看待對方的小說與人生旅程？

陳：我的成長經歷日本統治，民族主義比較強，後來發生二二八，我在家門口親眼看到有人被槍殺，之後白色恐怖，對國民黨相當反感。心想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台灣，共產黨一定很了不起。自以為是的反差，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我看毛澤東選集，覺得他好會寫，社會主義尤其為工農做事。我是在這樣的理想下去中國的。

《家變》出版時，我不在台灣，日後看了，我認為王文興用字遣句走到比較深奧的地方，用很多新字新詞，像逃脫用兔逃，上床用登床。我真的很喜歡《家變》。不過我不會評，你們去找一些評論幫我填上去……。（大笑）

王：我沒想到陳若曦的變化會這麼大。不過說起來，什麼事情看起來是自己決定，其實也還是環境在決定，陳若曦就是一個例子。

像我回台灣，考慮很簡單：我需要一個地方寫書。我1965年回來時，當地留學生幾乎是以給荊軻餞行的氣概送我，他們說，回去還有什麼路可走呢？可是我毫無悲哀的感覺。不是選擇了一個好地方，是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

《尹縣長》對政治的看法有著和他人不一樣的深度。我記得《尹縣長》裡面有個短篇〈任秀蘭〉，女主角投糞坑而死，有很大的震撼力。陳若曦風格的走向，就是簡單明白、強悍有力。

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小說，它針對史達林的共產主義；陳若曦的《尹縣長》則針對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兩者重要性可說一前一後，一西一東。

問：說到宗教，陳若曦以前是基督徒，現在皈依佛教，王文興則是天主教徒。談談兩位的信仰吧！

王：信仰有兩條路。第一條路，光是信仰；第二條，是從神學宗教閱讀發展。我個人喜歡第二條，但越讀就越發現第一條路的重要，在生活上找很多印證。現在，我偏向第一條，就是寧可什麼都不讀，但加強信仰那部份。

陳：我跟你不一樣，我不喜歡形式，而且我環保，我不燒香。我小時候，基督教是顯教。我很小就想知道人從哪裡來，所以去參加浸信會，用水泡頭，受洗。

拿到《聖經》，我好認真花了兩個月讀完，還在北一女搞查經班，找了好多問題問牧師，他煩死了。他考我：如果走在十字路口，耶穌叫往東，爸爸叫往西，聽誰的？我知道答案是耶穌，可是耶穌我才剛剛認識，又還沒見過（眾大笑），我老實回答不知道。牧師說，喔，妳信仰不夠堅定！

等到信了社會主義，立刻反宗教了，就覺得無神。後來失望啦，再回到西方世界，覺得證明無神很難，講有神很容易，到處都有神蹟。我就想：這回可不能再去泡一次頭了，找了很多書看，覺得佛教比較適合我這種中年歷經滄桑的心態。現在看王文興，就好羨慕他如此平靜，內在好完整。

王：你們都看錯了。像多半人覺得我跟政治絕緣，其實我一天24小時想得最多的，是政治。

陳若曦的政治都在她的行動裡面，很明顯；我則是只想不說。什麼原因呢？其實我從前說過一次，那是在我剛回台灣時，跟大學雜誌有點關係，那時比較願意說。後來不說，是因為比較自私的原因，就是我想要保留多一點自己的時間，不能參加太多活動。也因為不參加活動也不說，使得我思考政治的比重比想宗教問題還要多一些。

我的結論是這樣，絕對是社會主義，沒有疑問，這是良心的問題，你不能不贊成社會主義。但也有太多例子顯示，社會主義實行下來有什麼缺點，陳若曦也是事實證明。但這不影響我對這個理想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