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在美中相爭 德國經濟內外交逼

德國是歐洲第一大經濟，原本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15日公布的數據，德國去年GDP超越日本，已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2023年的名目國內生產毛額達4.2兆美元，儘管年成長1.9%，但不及德國上個月公布的4.5兆美元。德國生產汽車、洗衣機、電動工具到醫療設備和藥品等各種產品，不過自今年以來，德國遭遇一系列挑戰，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去年經濟首次出現收縮，對2024年的預測也不樂觀， IMF預測成長僅有0.5%。

德國雖仍擁有優秀的工程師，並繼續生產大量優質產品，但其商業模式已開始出現裂痕。最近的罷工和抗議擾亂了交通網絡，繼火車司機罷工和農民堵塞道路之後，漢莎航空地勤人員本周也發起罷工，加劇了旅遊出行混亂。這些事件反映了德國陷入困境的嚴重程度，正對應經濟利空和結構性弱點。

德國全面擁抱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戰略，如今開始嘗到苦果；它把安全外包給美國，把出口成長外包給中國，把能源需求外包給俄羅斯。當潮流逆轉，才突然發現自己極其脆弱，面對的是地緣政治競爭，盟友與對手把相互依賴變成武器。

中國直到最近還是德國第二大出口市場，但其經濟成長放緩抑制了對商品的需求，甚至未來需求根本不會恢復，反而成為競爭對手，中國汽車出口量在2022年就超過德國。這不僅讓德國第一汽車製造商福斯頭痛，也是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汽車供應鏈中數千家公司的問題。

同時，自2015年以來，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採取保護主義，拜登政府推出「降通膨法」，向美國綠色能源和氣候友善產品生產商提供大量補貼，排擠進口產品。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2022年天然氣價格飆升，歐洲天然氣價格居高不下，嚴重削弱了依賴進口燃料的德國工業，雪上加霜的是，德國在2011年日本福島災難後，已經完全關閉了核能電廠。

德國的問題同時也是結構性的，德國人口迅速老化、近期缺乏對基礎設施的重大投資以及企業稅率較高等都是。勞動力短缺，到過時的實體和數位基礎設施，都對生產力有負面影響；德國數位化落後於歐洲其他大部分地區，主要交易仍然依賴現金，去年現金占銷售支付的40%左右，而瑞典的比率為 8%。

數位化程度過低則是另一個例子：根據歐盟委員會最近的報告，只有19%的家庭擁有光纖電纜寬頻網路，而整個歐盟的平均比率為56%，建築許可證、經營許可證和公司註冊的申請時間都比歐盟平均長得多。

當前的經濟低迷也暴露出影響德國經濟效率的問題。應對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的快速變化通常需要國家機構的開放性、適應性和快速決策，但這些幾乎都不是德國官僚機構的特徵。

去年年底，憲法法院裁定其2024年預算違反了憲法規定的財政規則，引發了數十億歐元的預算危機，本已被認為效率低下的政府受到進一步沉重打擊。這項決定意味著政府無法將疫情應急基金剩餘的600億歐元借款，轉入推動德國綠色轉型和工業現代化的氣候與轉型基金(KTF)。

如果沒有這筆錢，制訂預算將會很困難，執政聯盟三黨中，綠黨不願在環境和社會支出問題上妥協，自民黨拒絕解除憲法債務限制並希望大幅削減預算，而社民黨則陷入了兩難困境。

由總理蕭茲領導的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組成的政黨聯盟，四年任期才剛過半就陷入四分五裂。民調顯示有82%的選民不太滿意或根本不滿意政府，蕭茲領導的社民黨已跌至第三位，落後於中右翼基民盟/基社盟反對黨，以及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而綠黨的支持率降至五年來最低水平，自民黨更失去三分之一的支持率。

在一系列地方選舉失利、民意下降以及另類選擇黨崛起的情況下，執政三黨似乎都愈來愈想將自己與其他政黨切割開來，這就使得關鍵經濟政策達成一致變得更加困難。

雖有種種困難，德國在許多產業仍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它也繼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包括來自英特爾和台積電的投資。德國也擁有數千家本土製造商，以其專業知識和創新而聞名，這些企業可能是重振德國垂死經濟的關鍵。

在德國面臨經濟動盪之際，復甦之路將在於利用其固有優勢並促進創新。德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未來兩年，而是在未來十年重塑其產業結構，政府已朝這個方向採取了試探性措施，但是要加快腳步，否則將時不我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