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法官淪附庸配合演出

台灣立法院日前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刑法藐視國會罪等，引發擴權爭議，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行政院、總統、監察院相繼聲請憲法法庭審理及定暫時處分，憲法法庭經多日密集評議後，針對六大部分大都已裁准暫時停止適用，僅立職法部分規定可暫予適用。憲法法庭此舉雖是預料中的事，仍引起社會大眾普遍譁然。此從準備程序中的文書送達程序草率，及大法官問案態度之偏頗，已可略窺究竟。

「暫時處分」乃針對急迫或難以回復原狀事件，由司法機關預先防制准予暫時停止適用，如對房屋一旦拆除即難以回復原狀事件；「暫時處分」本身並尚未取得判決確定之效力。民進黨為貫徹賴清德意志，排山倒海破天荒竟四路齊發，聲請憲法法庭釋憲及定暫時處分，而憲法法庭大法官在各方壓力下明顯淪為政治附庸，無上限配合演出。

細觀，試問本次立法院通過之國會改革六大法案，有何急迫性或難以回復原狀事件可言？況且，憲法法庭尚未裁定前，賴清德總統就聲明「在大法官未做出釋憲結果前，不宜貿然採取行動」，即不接受立法院通過他自己公布的國會改革法案；甚至還說「法案沒過就要讓青鳥飛出來」等不恰當之言論；賴清德過去當台南市長可以200多天不進議會備詢，監察院糾正又奈他如何？而陳吉仲也說不接受這種「違憲組織的傳喚」，嗟乎？擔任過部長級的政務官，竟可口無遮攔如此漠視法治？難道他們都預先知道憲法法庭的審理結果了？或者擺明行政權尚方寶劍至高無上，立法權僅供參考？

再論，監察院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監院聲請釋憲理由無非以立院職權侵犯監察院之調查權；然而，調查權非監院獨享，行政機關也有調查權，如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行政機關為了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等規定。事實上，各機關對於調查權是分權並行，而如立委在行使職權有不法或不當時，依憲法規定仍可行使彈劾、糾舉之權，監院並非受侵害之機關，從而亦無提出釋憲之理由；監院地位本應超然公正遠離黨爭，卻自失立場與政治起舞。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一項規定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此乃尊重法律秩序之維持。2004年9月通過「319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乃針對陳水扁總統選舉前之槍擊事件疑義而調查具有針對性，但陳水扁身為法律人亦不敢聲明上述法律停止執行運作，亦無聲請「暫時處分」，其後該法律透過釋憲程序，乃對部分違憲另增、刪修訂另行公布，其餘部分仍為有效。

「憲法」向來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目的在於防制行政權擴張變成洪水猛獸。此際，民進黨挾行政權的優勢，肆虐恣意踐踏凌駕司法、立法，監察院又失格自甘墮落，就是國家憲政危機的肇始。台灣面臨兩岸的兵凶戰危與美國大選後可能的大變數，還有缺電等內政危機，賴總統不思如何營造團結，卻處處煽風點火，所為何來？

（本文取自07月20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世新大學法律系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