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大法官判決專業不足、民主不備

自今年2月台灣立法院開議以來，台灣出現一個「民主與專業」孰優孰劣的爭議。一般總覺得民主與專業是兩個不相容的概念，但如能深一層思考，兩者並非截然不相容的概念，甚至可說民主的基礎宜有專業的肯定，而專業的價值就在民主的支持。質言之，在多元的公民社會，民主是必要的過程；唯民主的核心價值，仍離不開科學的驗證和理性的思維。因之，專業正是民主多元社會所必需的決策作成判準。但在民粹的社會，政治人物為迎合社會的觀感，爭取經營標的團體的多數支持，卻經常口出狂言而不自知，甚至語無倫次亦不覺察。

試想，最近的憲法法庭針對37名死囚的「廢死判決」，究竟是專業或不專業？民主或不民主？姑不論該判決書的主筆人既不是刑法的權威，更不是刑訴的學者，其竟可就刑訴有諸多創意，是否符合專業？反之，只有15位大法官中的7位支持論點即可作成判決，是否符合民主？此次的憲法判決影響深遠，卻是在專業令人質疑、民主亦嫌不備的判決生態下作成。這是值得國人多所反思的判決過程。

在野立委擬提出憲法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據報載，第4條擬增訂第三項：「本法所稱大法官總額，係指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所定大法官人數。」其實亦可逕就第30條酌作修正如下：「判決，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經大法官總額2/3以上參與評議，參與評議大法官2/3同意。」即回復至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4條規定：「大法官解釋憲法，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2/3之出席，及出席人2/3之同意，方得通過。」相關規定，或許通過門檻修正後較現有總額規定稍嫌嚴格，此或有再加商榷之處，但2/3的規定，則是破除專業不足、民主欠缺的唯一可行機制。

自蔡政府以至賴政府，對於大法官的提名雖有審查機制，但其究竟發揮多大的「提名」功能，著實令人懷疑；此懷疑係就專業而言，非純為政治顏色。

大法官所為憲法判決係包括公法和私法事件，近幾次提名人選專門就事涉私法研究者幾希？不僅民法學者不足，刑法學者亦不多見；尤其民訴或刑訴的實務法官，幾乎於憲法法庭絕響。本文鄭重呼籲，賴政府在提名大法官時，宜以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最高檢察署為最主要的人才庫，學者專家或律師的人選比例宜相對調低；尤其司法院正副院長如能提名德高望重、立場超然的實務界人士出任，才是推動司法改革必要的人事任免考量條件。

專業應由所學領域及工作經驗去衡量，而非僅有「法學」的大分類即可視為「專業」；反之，民主應由應用的機制及出身的專長、風範加以判斷。當下賴政府提名的考試委員，究竟有多少人曾有「人事行政」或「公共行政」的專業或相關學養，一目了然，其改革文官制度、保障文官基本權益之素養，皆是問號。考試院會是以考試委員參與為主力，在專業不足下，民主的價值又能如何肯定？

就學行知能的客觀立場而言，專業與民主並不是絕對相斥的概念，而可以相容。如果賴政府能夠由「學術人才庫」和「文官人才庫」去尋找人選，而非僅由「特定政黨人才庫」去蒐尋，相信可以找到合宜的人選以為國用。

（本文取自9月25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