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勞動力埋隱憂 全民共承擔
台灣這幾年受到少子化及高齡化影響,早已存在缺工問題,而新冠疫情爆發後,移工遭到凍結,先天不良的移工市場,加上疫情過後景氣復甦,在缺工缺口持續擴大的情況下,失聯移工形成全新生態鏈,補足市場及農村缺口;但從黑工、犯罪到國土保安問題,成為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風險。
缺工嚴重,並非台灣獨有現象,鄰近的日韓皆然。同樣面臨少子化的南韓在2021年初外籍移工約25萬人,在製造業、營造業、農業工作,非法移工卻近40萬人。
日本在2022年更創下人口連續第14年下降,外籍居民人數則是近300萬,創下歷史新高。關鍵在於,為因應勞動人口持續下滑,日本在2019年啟動連串修法,大幅放寬外國人就業及移民規定。
台灣6月中也放寬營造、農業、製造業產業引進移工條件。日前晶華飯店董事長潘思亮也疾呼引進移工。引進移工看似單純的供需理論,但在過去30年開放產業移工經驗,多年來的負面效應未解之下,任何決定牽動的都是整體人力流動與薪資水準。
在現實情況難解之下,非法移工有利可圖空間變大,他們不用留在正規產業鏈,也自成討生活之道。在農業生產市場,自成團體相互接案;在看護需求上,急需照顧家中長輩的雇主,在媒合到移工協助時,沒人敢詢問合法性;在營建業,失聯移工們更是撐起勞動市場,為能準時交案,雇主也願互相掩護。
而近幾年來警方更多次破獲越南失聯移工所組成的山老鼠集團,移工角色更從過去的受雇背工「進化」成雇主,也對國土保安形成威脅。只是,在勞動供需失衡下,當非法移工逐漸撐起台灣長照、營造及農村半邊天,執法單位也只能對遊走灰色邊緣的這群隱形勞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尤其,現今失聯移工已經「社群化」,透過既有社會網絡及網路連結,已經不是簡單的逃逸,而是系統性地從逃逸、接工甚至布建化,移民單位還停留在只要追查逃逸移工,無視系統性失聯風暴正在形成。而非法勞動力持續擴大,所可能帶來的社會隱憂,全民只能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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