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的作家：千言萬語，不如莫言

一個在飢餓、孤獨和恐懼中長大的孩子

我在1990年代曾去北京莫言家採訪過他，為的是我的碩士論文。當時的莫言已經成名，〈民間音樂〉、〈透明的紅蘿蔔〉、〈白狗鞦韆架〉、《紅高粱家族》、《十三步》、《酒國》、《食草家族》、《豐乳肥臀》……早就將他推上中國文壇的一線作家之列，我憑著一股對莫言作品的炙烈狂愛，不知天高地厚地就想去膜拜。沒想到，莫言竟在電話彼端一口答應了。我們後來通過幾封信，但我是一個很有自知之明的人，斷了聯繫純粹是因為不想干擾（粉絲騷擾？）他。身為鐵粉，對他的小說自然「多數」手不釋卷，甚至一翻書便不知今夕是何夕（如後來的《檀香刑》和《生死疲勞》，猶記得讀完後真的很疲勞）。是的，鐵粉不等於腦殘粉，尤其職業病告訴我（或說職業病反應），不會有零失誤的作家。

本名管謨業的莫言，筆名的由來明顯可見，「謨」拆解開來即是「莫言」，也是他要求自己少說多寫的座右銘。莫言是個「雙面人」，他和他筆下創造的人物與世界完全是光譜的兩端。謙虛溫和的作家莫言，竟能／愛寫在高粱地裡野合（還不只在中篇小說《紅高粱》）、（女）人體盛、爬灰亂倫、BDSM的情色場景，還將血腥暴力、黑色美（醜、丑？）學、黑色幽默、髒話幹話無限在紙上蔓延。

莫言說：「我是一個在飢餓、孤獨和恐懼中長大的孩子。」他出生後不久就遇到三年困難時期，四肢如柴，肚腹如鼓，在他筆下，甚至看得見皮膚內層的漂浮物：水草、樹根。〈透明的紅蘿蔔〉中，最後被脫光衣物，赤裸遠走的黑孩，帶有莫言的身影。因為出身不好，不僅得忍受飢餓、譏笑，連求學之路都被封殺，小學沒畢業，進人民公社，到棉花廠當工人，還是靠了叔父的關係。他告訴我，童年的經歷和記憶、爺爺奶奶口傳的歷史與故事都成了寫作的資源。但也不過就在大約十年後，他在和王堯的對談中，惡意（屁孩舉止似地？）推翻童年和故鄉是作家的白日夢這種佛洛伊德式（Freudian）的論調，嗆辣地說：「我們現在這個年紀，似乎還沒有資格來談童年，談故鄉……應該再老一點，到八十歲了再談比較合適。」

兩座灼熱的高爐：福克納與馬奎斯

1981年，莫言在保定市的文學刊物《蓮池》雙月刊發表了處女作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因此收到一筆七十二塊錢的稿費，是他當時當戰士月薪的四點八倍，甚至比連長的月薪還高。《蓮池》開啟了莫言的文學之路，而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老師徐懷中，則開啟了他閱讀世界文學的視野。從〈春夜雨霏霏〉開始，莫言迄今已發表百篇左右的短篇小說，三十篇以上的中篇以及十多部長篇，此外還有散文及劇本。各大文學獎、榮譽博士、在大學任教都為他錦上添花。他希望這一生能寫出「讓它成為世界文學的經典」的作品，即便無數榮華加身，而那「經典」是否已成？我想莫言必定會謙虛地說：「還沒呢！」

莫言曾說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 1897-1962）與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 1927-2014）是他兩座灼熱的高爐，他從兩位作家身上偷師，這也是學者普遍認為他受魔幻寫實主義（Magic Realism）影響很大的緣故。但有關《百年孤寂》，莫言說過：「我1984年讀了它的前兩頁就把書放下了，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掌握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技巧。」天生的作家就是這樣嗎？

2001年底，日本NHK《二十一世紀的開拓者》到中國採訪莫言，主持人久米宏邀請大江健三郎（1935-2023）與莫言對談，兩人一拍即合。大江在1994年就獲得諾獎肯定，較莫言早十八年。而實際年齡相差二十歲的兩人，可稱得上是忘年之交。2002年春節，大江和莫言連袂造訪高密東北鄉，大江當時就預言，莫言是中國最有希望得到諾獎的作家。這兩位諾獎得主，都出身貧寒，都以農民和弱勢者的身分以筆舉旗，聲討政府與社會的不公不義。王安憶曾說：「我覺得莫言是個元氣旺盛的作家，泥沙俱下的，他是可以淘得出金子來的……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在農民裡生長出來的。」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國》就是在真實事件上，以農民的身分，將政治化為題材的小說。

和莫言是廣義上的老鄉的評論家張新穎，說莫言的鬼故事確實是他們的「鄉民精神生活」。因此，好談鬼怪神魔，在蒲松齡的地盤根本無足怪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就正好坐實了同是山東人的孔子，早就承認他家鄉存在的在地鬼話，而這些鬼話，就成了小說家的寫作養料。聽鬼故事，基本上和閱讀文學沒啥區別。嚴家炎認為，「莫言小說並不迴避生活複雜性、殘酷性的描寫，有相當嚴峻的現實主義，卻還常常透露出路翎作品中那種野性和原始生命力，蘊含著一種內在的對黑暗的反抗和信心，拒絕冷漠，摒棄絕望，這些都與他從民間吸取堅韌的力量有關係。」

與其說莫言受到兩座高爐的影響，不如說他和大江一樣，從百姓的視角和立場出發，寫下無數的底層苦難和政治黑暗。

得諾獎，像「天上掉下個林妹妹」

莫言獲獎無數，最大的冠冕自然是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委員們認為莫言是個「以幻覺寫實主義手法，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作品融為一體」（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的作家。他擔任過中學校長的大哥管謨賢以「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形容管家人得知莫言得諾獎的感覺。並且對「幻覺寫實主義」做了解釋：「是從中國古老的敘事藝術中來的，這是莫言對中國神話、民間傳說，尤其是齊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其實這只是複述莫言的說法，不足為奇。奇的是管大哥說的：「還有更可怕的，有的記者張冠李戴，移花接木，斷章取義，無事生非，發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還有的記者，根本沒有讀過或沒有讀懂莫言的作品，把莫言散文裡的一些情節當作事實寫進了報導文章，鬧了一些笑話。我在這裡要說，莫言的散文也是小說，不能當真的。」我要說的不是記者的素質，而是台灣也吵過幾次的「散文可以虛構嗎？」的議題。是管大哥「出賣」自己的弟弟，還是迄今相信散文就是真實的那些人，真的應該改變一下了？

我無意用學術的角度去論證心理學或病理學上對「幻覺」的定義和產生由來，順著諾獎的脈絡，這個「覺」涉及各種感官之覺，嗑藥與酗酒過量，甚至思覺失調、想像力過剩都有可能造成。莫言在中篇《爆炸》中用一千八百字寫父親一巴掌打在兒子「我」臉上的反應，其他還有意識流式的無標點符號的運用（有人會說此乃囈語），以及在高粱地裡的野合會「歡快」？而近作中篇《火把與口哨》中，三嬸「夜闖狼窩，報仇雪恨」後七天便哀慟死亡，成了上帝任命的「護子娘娘」，這裡頭的情節，我只能說，一切都是幻覺……

莫言自從得了諾獎後在中國就「負評」不斷——但其實他早在《紅高粱》、《金髮嬰兒》那個年代就被人身攻擊了，有人說他出身解放軍，是舔共高手，手抄毛語錄，是高階共產黨的御用文人劊子手，在作協實行文字獄。也有人說，莫言從1980年代就開始脫中國人的褲子給外國人看，藉此獲得具有偷窺慾的外國人（尤其白種人）「觀賞」，讓反共的外國人歡愉鼓掌，大笑中國的腐敗落後。今年二月底甚至有人透過網路投票，要公眾合力起訴莫言，說讓莫言受到法律制裁，才是愛國與正能量的表現。

莫言2020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當中，參雜了得諾獎前後的創作。其中寫於得獎後的〈紅唇綠嘴〉，他不僅將小時候單純善良的農民描寫為「已經不存在了」，而那些沒啥文化的小學同學，如今說起話來「其見識與境界都不遜於大學教授」。莫言幾句話就點出了時移事往，人心不古。至於該小說的女主角，「我」的表妹兼小學同學覃桂英（外號「高參」），在歌頌互聯網「真他娘的好啊」，並且（只！）擁有五支手機之餘，公開蹭表哥得到諾獎的熱度，在網上販賣謊言牟取暴利，且當然連自己的諾獎表哥也不放過。我想，莫言是有感而發了。

如同中國搜狐網「頂端評論員」張茹所說的：「從《紅高粱》到法庭被告席，文學與法律的碰撞何時休？莫言被起訴，不僅是他個人的遭遇，更是整個文學界的悲哀。我們應該堅決捍衛文學創作的自由，讓那些試圖通過法律手段來『審判』文學的人無機可乘！而對於某些自媒體人來說，是該好好反思一下自己行為的時候了。在追求流量和關注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和道德底線？」我可以回答張茹：現今沒有責任和底線這回事。

莫言在諾獎晚宴上說道：「文學的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處。」這否定的修辭，莊子的「無用之用，是為大用」說，貫穿了莫言幾十年來的寫作綱領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