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谷的畫讓我想起父親

在阿姆斯特丹的梵谷博物館，我終於見到了梵谷的真跡。博物館收藏了梵谷超過百幅的畫作。

藝術品之所以成為藝術品，在於它們與人群能產生強烈的共鳴。人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來自不同的背景，一定有共同的東西，才讓他們對同一幅畫作欣賞讚嘆，意識到它們出類拔萃的美。我細心地觀察著梵谷畫作的顏色和構圖，什麼是我和梵谷的共同之處呢？

一幅又一幅畫，但總似乎有一層說不清的隔膜，我眼前的梵谷朦朦朧朧，直到我見到了梵谷的〈Still Life with Bible〉。

這幅畫的構圖非常簡單。一本厚重的《聖經》在桌上攤開著，皮質的封面帶著因為經常觸摸而產生的自然光澤。挨著《聖經》的是一本薄薄的小書。這本聖經是梵谷父親的遺物，他生前是一位新教牧師。畫中熄滅的燭台暗示他父親已經去世。那本小書是梵谷愛讀的一本法國小說，左拉所著的《生之喜悅》。光線從斜上方照下，大書的白色內框明亮中帶著肅穆，小書的書角微微翹起。這幅畫是梵谷為紀念去世的父親而作。

看完了這幅畫的介紹後，再看畫，我如遭重擊，心悸，眼淚莫名地奪眶而出。那厚厚的大書讓我想起了父親的寬容和擔負的支持家庭的重任。我在畫裡看見了梵谷對父親的尊重和思念，看到了他的悔恨和痛。

我想起了去世兩年的父親。壯年的他下班後步履匆匆地冒著暴雨回家，麻利地做好飯菜，讓我們準時開飯。老年的他，儘管有許多病痛，多次中風，打電話回家時他總是口齒不清地說：「我們很好，不要掛意。」他的影像這兩年裡已經漸漸淡漠了，就像海灘上留下的足跡，潮水漲落中，注定要慢慢消失，終於不留痕跡。可是梵谷這幅畫，讓我父親的影像重現，讓我的痛突如其來。

我站在畫前，彷彿被一股神祕的力量定住了身體，移不動腳步，不停地流淚。我便是畫裡那薄薄的小書，不知天高地厚。父親用他那病弱的身體和寬厚的愛對我極盡包容。他出生於上個世紀四○年代，他們那一輩的人不善表達情感，從不曾對太太和孩子說過愛。而年輕的我並不懂得父親那急匆匆回家的步伐，那在炎炎盛夏裡揮汗如雨為我們做飯的身影，那看著我們大快朵頤時心滿意足的笑容，其實都是他對我們滿到溢出來的愛啊。

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疾病纏身，極為消瘦。母親在疫情中獨立支撐。我曾想過他的離去是對母親的解脫。那是多麼殘忍的想法！我打電話時有時難免會為母親的辛勞抱屈，但父親卻寬容地從不辯解，從不責備和怨懟。他總是快樂地反反覆覆說起我兩歲時給自己蓋上小被子，哄著自己睡覺的趣事，那是他怎麼也忘不了的。

我悔恨自己對父親說過的一些尖刻的話，我悔恨自己沒有能對父親更好一些。而父親，則像梵谷畫中的那本厚重的書，書頁敞開，坦然，寬容，靜靜地沉默著。

周圍看畫的人群來來去去，面容飽滿鮮妍的年輕人，牽著父母衣角的稚嫩孩童，你們可知父母對你們的無盡的寬厚和摯愛啊！在這一刻，在這幅畫前，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了梵谷和我赤裸裸的椎心之痛。（寄自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