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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知名芭蕾舞者疑墜樓亡 曾公開反對俄侵烏

人物側寫/董陽孜:我這一生,都在為文字藝術效命

定格的記憶

人的一生許多事情很容易被忘卻,但總會有些事刻骨銘心,陪伴你後半輩子。

1989年我們從廣州坐火車到北京,要坐上兩天一夜。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坐在臥鋪車廂窗前窄小椅子上,一會看著窗外的風景,一會回頭看看躺在下鋪的母親那熟悉的背影,心情非常像行駛中火車,剛剛穿過一個隧道,前面又出現無數座山峰,七上八下。轉動的車輪發出有節奏的轟隆聲,就像有什麼東西在敲打我那懸著的焦慮的心。我一臉茫然,不知道北京等待著我們是什麼?是希望嗎?

一周前,廣州肺結核醫院的梁醫生打電話給我,要我去一趟她的辦公室。她的話語讓我呆如木雞。

「我們在你母親的痰液化驗中沒有發現結核菌,懷疑她不是肺病而是肺癌。我們需要做切片檢查核實,今天讓你來簽字。」三十多年前治療癌症,不像現在有什麼靶向治療藥物,可以延長患者生命,當時「肺癌」是與「等死」同一概念。我母親因近幾個月咳嗽越來越厲害,才住進肺結核醫院。我還以為除掉結核菌就完事,樂呵呵地以為母親快出院了。

我母親得的是「支氣管腺癌」(Adenocarcinoma)屬於原發性肺部低度惡性腫瘤,發現時已不能做手術了,只能採取保守療法。此趟北京行正是陪我母親前往北京中醫院治療,那家醫院有過治療肺癌而且取得不錯效果的先例。

我母親住進北京中醫院有六位患者的病房,負責的主治常醫生是一位戴著金邊細框眼鏡的年輕小夥,文質彬彬,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在我的認知裡,中醫醫生憑「望聞問切」診斷,不是應該越老越有經驗嗎?心想這位常醫生這麼年輕能幹什麼?

我每天都會去醫院陪母親,和她說說笑笑,從不談病情。她床頭放著一本《齊瓦戈醫生》,見到我來立刻放下手裡的書,耐心地聽我說北京的見聞和趣事。她還會聊起同房病友的各自情況。這間病房裡住的全是肺癌晚期患者,最裡面的病床的病人是醫生出身,不幸地淪為病患,年僅二十九歲,醫院的住院醫師都不太願意幫她看病,因為她知道得太多,自然也很挑剔。據說她的丈夫結婚不久就出軌,她身心備受打擊,鬱鬱寡歡,以淚洗面多日竟心鬱成疾。母親說到這,立刻要我提醒與其年齡相仿的姊姊要注意,千萬不要為男女之情搞壞自己身體。

由於母親儘量不在我面前表露她的病痛,讓我有了錯覺,認為出現奇蹟,她不會離我而去。直到有一天,病房一號床的病人急救,抽腹水,隔著簾子,我聽到病人哀嚎和看見醫生們進進出出。第二天那個病人就走了。突然間,我像大夢初醒,內心充滿恐懼,生命如此脆弱,疾病如此凶險,病房裡下一個又會輪到誰?

我和常醫生詢問我母親的病況,一來二去和常醫生熟絡起來。他其實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醫生,職業素養讓他看起來有點冷血。他對我說:「每當看到像您母親這樣知書達理,溫文爾雅的知識分子,年紀不大就將要離世時,心裡有股說不出的悲哀。」我看到他鏡片後眼裡的濕潤。是啊,醫生也是普通的人,誰又能熟視無睹生命悄然逝去。

治療快一年後,我和母親要回廣州了。臨行我去和常醫生道別,終於忍不住問出我心中積壓已久又不敢面對的問題,「像我母親目前的病況,她會有生命危險嗎?」

「大概兩個月左右。」常醫生平靜地說。什麼?我震驚不已,看著他那年輕的面孔,覺得他在胡說。

不幸的是,他言中了。

在北京陪我母親治病的時光定格在我的記憶裡,永遠不會被抹去。有母親陪伴是那樣溫馨快樂,陪病又是那般悲涼愁苦,百感交集中,讓我過早地經歷了人生的悲歡離合。(寄自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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