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緊要處走對一步

我十分認同作家柳青的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回顧自己的生活軌跡，確有那麼幾步影響了一生；考取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無疑就是我緊要的一步，當年的許多場景，特別是第一次面試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

文革期間的1968年，我由南京大學生物化學專業畢業，被發配到偏僻小縣濱海縣，接受所謂的「再教育」，一待就是十年。我當時的處境可用兩個字概括：無望。自己這輩子註定將耗在這裡，但難道我的孩子也不得不在這窮鄉僻壤度過一生？

直到1977年10月22日報紙上的一則消息，讓我眼睛一亮。這篇題為「高等學校將恢復招收研究生」的消息，闡明恢復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和重要意義，指出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單位推薦、文化考試、擇優錄取」。這讓我振奮不已：改變無望困境的機會終於來了！

我選擇報考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生理化學專業，完成報考手續後，立即開始複習。1978年5月5日，我到濱海中學參加初試。全縣共二十多人考研，都是三十歲出頭的文革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六月底我接到生理所來信，告知生化、生理和化學的成績都在八十分以上，外語和政治在六十至七十分之間。最重要的是通知我參加複試。

七月中旬我到上海生理研究所參加複試。四十多名考生不但來自天南地北，而且來自各行各業，居然還有京劇團的，這是那年考研的獨特風景線。到此時我才知道，自己報考的專業很熱門，招收一人，竟有三十二人報考。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氣：這錄取率也太低了！

筆試過後我們被告知，接下去還有一場面試。從小學到大學我「身經百戰」，但都是筆試，從未經過面試，心裡不免緊張。不過既然到這一步，再難也只能硬著頭皮上了。

來自廣東的技術員第一個進考場，過了半小時出來，不知他考得怎樣。我第二個進考場，見到考官是兩位男學者和一位女學者，並排坐在桌子後面，後來我得知女學者就是我報考專業的導師。我行了鞠躬禮，再接過一張紙，上面寫著三道考題，生化、生理和化學各一題。給了五分鐘準備，然後就要我開始回答。考場有黑板，我邊回答，邊把圖表畫在黑板上，而這些題目我都回答得駕輕就熟。

正當我感到些許輕鬆時，資深學者又提了個問題。他講了個當時最熱門的針刺麻醉實驗，要我解釋其可能的生理機制。我一下子楞住，心又收緊了：這麼前沿的研究，就連生理學教科書也不曾提及過，連科學界都無定論，我這個門外漢能說些什麼？我本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老老實實說「不知道」，不過轉念一想，既然自己報考生理研究所，不說上幾句顯然不妥。我急中生智，就把自己對針刺麻醉的一知半解，與生理學知識結合起來，指出腦內某個部位可能存在相應受體，然後在黑板上畫出可能的機制圖。不過我強調這只是假設，必須由實驗來驗證。資深學者沒再發問，面試就結束了。

安徽老兄最後一個進去，因為我已考過，守門者同意我在考場門外「旁聽」。安徽老兄把生化和生理考題三言兩語答過，就轉到化學考題上。他不愧是教化學的，把門捷列夫元素週期表背得滾瓜爛熟。女學者兩次叫停，他才打住。接下來資深學者又講了針刺麻醉實驗，問可能的生理機制是什麼？安徽老兄一下子語塞，沉默了一會說「不知道」。不過他緊接著轉回剛被叫停的化學考題，又滔滔不絕地講起來。女學者再次打斷他，宣布面試結束。站在門外的我作為旁觀者，感覺安徽老兄犯了大錯。對於我們報考的專業，生化與生理是主科，而化學只是副科。他想以副科來彌補主科的不足，可以理解，但做得過了頭。再者他對針刺麻醉機制只說了聲「不知道」，可能不恰當。看他灰頭土臉地走出考場，我感到他多半沒戲了。

後來我得知，面試的重點並非已被普遍認可的載入教科書的知識，而恰恰是科學研究中未有定論的事物。在生理學領域，針刺麻醉機制就是一例。考官們並不指望考生能說出一錘定音的解釋，而是著重考察對於未有定論的事物，考生是否具有探索精神，能不能提出自己的假設；同時也要觀察考生是否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我對針刺麻醉機制的解釋雖然膚淺，不過作為「準研究生」，回答還算得體。再者我強調正確與否必須由實驗來驗證，符合胡適先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教誨。

至此我才明白，之所以把我們從天南地北召來上海複試，重頭戲就是這場面試，因為這能考出考生的真實水準，衡量其是否適合從事科學研究。

面試過後，生理所要我們回去等候放榜。日子一天天挨著過，朝也盼、夜也盼，直到九月中旬我終於盼到上海生理所的掛號信。當我打開蓋有中國科學院鮮紅大印的錄取通知書時，激動得如同迷途小孩終於回到媽媽的懷抱。1978年全國共錄取第一屆研究生一萬零七百零八人，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反觀近年來為緩解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困境，一再擴招研究生，2022年竟達一百二十四萬人，過度擴招導致研究生素質下降，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幅貶值。

經歷了考研的曲折坎坷，我更加明白人生道路不是向上轉折，便是向下挫折；在緊要處走對一步，就能受益終生。（寄自紐約）